巴西《标题》杂志记者斯图达特的访华文章：《毛之后的中国》

【本刊讯】巴西《标题》杂志十月十五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毛之后的中国》，眉题为《伟大的领袖逝世一年以后，记者、女作家埃洛内达·斯图达特访问了这个红色的行星》，摘要如下：
当我同由一些巴西妇女组成的小组一起应邀访问中国时，我已经知道我见到的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而是一个处于众所周知的革命进程之中的年青的古老国家。或者说，那里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上面由毛的思想推动、下面由群众所支配的。我知道，从一九六六年起，文化革命犹如暴风雨涤荡了广阔的中国大地，试图把城市和农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工厂和农村公社、实践和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结合起来。这飓风所到之处，席卷了等级制度、官僚政治和一切特权的残余。
今年八月，在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一次代表大会时，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这并不意味不再进行文化革命。毛厌恶革命到头的想法。
到北京后，除了晴朗的天空和环绕着停机坪的向日葵外，我们看到了真正的简朴。成千上万穿着相同衣服的公民，骑着自行车穿来穿去。在去北京化工总厂的路上，我的女翻译向我解释的第一件事是，中国社会坚决反对任何浪费现象。这个化工厂的十二所学校（小学和中学）是非常简陋的。墙壁甚至都没有涂上鲜艳的色彩；教具是很原始和少有的。中国的婴儿照顾得非常好，但并没有达到世界上的最好水平。
这个国家在人口膨胀方面遇到严重的问题，他们官方承认有八亿人口，但人们私下认为有十亿左右。
到处都在加紧进行控制出生率的宣传。在王大夫领导的大的产科医院中，最重要的方针是计划生育。医疗小组每周都离开医院到边远地区和农村进行治疗，到各地进行控制出生率的宣传。在农村公社工作的赤脚医生也遵循同样的方针。在大寨人民公社，我听到一个赤脚医生说，他是一个普通的人民公社社员。他参加播种、收割、建设水利工程、接受每个月分配给他的集体生产任务，并参加所在单位的讨论。他同其他人唯一不同之处是，他曾经在北京进过短期医疗实践学习班。他没进过任何医学院，而是到一所大医院“去看看和动手干”。他在那里学习完成一些小的任务：打预防针、助产、注射、一般的骨折固定、治疗和针灸。如果遇到病情严重的病人，赤脚医生就把他送到上海或北京的大医院去，“让受过高等教育的正式大夫进行治疗”。
成千上万这种赤脚医生在中国各地工作。我对同我谈话的赤脚医生说，巴西的草药——极丰富和具有伟大的医疗传统——正在绝迹，被制药工业产品挤垮了，这时他感到很痛心。这位赤脚医生摘下草帽，夸奖起针灸的好处。他说：“这项中国具有千年历史的技术，只是在解放后才得到发展。”
后来，我在上海妇幼保健中心医院看到使用针刺麻醉术。张副院长说，以前针刺只用于小手术麻醉。现在，百分之八十的手术使用针刺麻醉，主要是剖腹产。
一天以后，王培兰（音）将要动剖腹产手术，她同意我参观，并同意拍照。当手术刀划开王培兰的腹部时，她很平静，并且微笑，时而皱皱眉。很快取出了婴儿，是个女孩。她禁不住地说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她失去了前两个孩子。尽管我感到有点头晕，我也同样感到高兴。
在中国，很难发现浪漫作风，它被集体利他主义所替代，这使得任何一个西方人都感到惊奇。
在中国北方的赵村（音），我看到士兵们在参加收割。他们都穿着便宜料子做的一样绿色军装。普通士兵同军官的区别是口袋的数目。我还看到一个指挥员在砍玉米。
中国正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其中之一是工业现代化，这说明了为什么大饭店中都住着欧洲的工程师代表团（他们带来了技术知识）。中国人希望很快实现整个农业机械化，但他们并不认为将淘汰水牛或拉车的马。我注意到，所有动物的粪便都被拾起来。在农村，甚至人的大小便在经过处理之后也利用上了。在中国，存在着一种生态循环，最明显的例子是蚕。湖中生长着鲤鱼。岸边长着桑树。鱼的粪便和湖中的淤泥用做桑树的肥料，桑叶用来养蚕。而蚕屎用来喂贪婪的鲤鱼。任何人都不破坏这个自然循环。谁也不会摘树上的一片树叶。在洛阳，我看到公园中非常漂亮的石榴在闪闪发光，但没有人去碰它。女翻译在向我介绍龙门的二千个石窟中的某些石窟时，无法掩饰她的愤怒。无数石窟是空的，她说：“英国人和美国人把佛象挖下来，弄到他们的博物馆去了。”
盗窃是一个严重的污点，而中国人对他们使用少量的钥匙感到骄傲。在农村，大部分房子都敞开着大门，因为是夏天，而在火车上，几乎没有人关上房间的门。
漂亮的南京大桥有两层：一层货运卡车通行，另一层通火车。
中国的小汽车很少，但使人感到很厌烦，因为司机们很喜欢按喇叭。不停地按喇叭，徒劳地想吓走无数的自行车。骑自行车的人根本不在乎。交通警察坐在木制的高高的岗楼中，不使用哨子。他们通过扩音器批评违章现象。在这时，我们看到了他们说的“社会压力的威力”。一伙公民围在那里，以极大的蔑视态度看着违章者。在没有公众舆论和牢牢树立了“这与我无关”的观念的国家中，很难估价这种不断出现的集体干预的威力。他们使用他们的价值标准“从政治上使人们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