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刊文章：《尼克松谈与毛泽东的会见》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十月号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尼克松谈与毛泽东的会见》，转载如下：
今年三、四月间，即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下台后三年，英国记者以百万美元高价，赢得尼克松的允诺，接受了电视访问。这轰动一时的访问历时二十八小时，但播出的时间只有四小时零九分钟。影片一开始发行，瑞典电视一台便抢购了播映权，在本年七月中旬，分三个晚上，每晚一小时，播映了这次访问，比原本还短一小时零九分钟。访问内容主要涉及水门事件、当时的印支战局、尼克松两访北京及中美关系，和他个人下台后的感受。
据笔者看过此纪录片的浅见，关于水门事件，尼克松是不免公说公有理的；至于轰炸柬埔寨一事，他就明显地把历史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了；谈到智利时，他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点是制止共产思想的传播，这倒是真话。
其中海外华人最感兴趣的，相信是尼克松忆述两访北京的部分。在这些忆述中，他透露了他个人对中美关系的一些敏锐观察。这些观察与今天的中美关系仍然有关，亦是富有兴味的见闻。以下，笔者节译了尼克松谈话中有关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的内容：
“我两次访问北京，前后相隔四年。毛的健康在一九七二年已见衰退了，但他的头脑却一直至一九七六年还十分清醒。那时他说话差不多是单音节的，而且发音不大清楚；但他总很小心地听着翻译员说的，而且不时纠正之。我一九七二年访问他是全托周恩来处理的，主要目的是让毛亲自去认识美国的总统。
“在前后四年的时间里，中国有着惊人的进步。在苏联，什么都是宏大的；中国也一样。中国的建筑物很宏伟，但是毛的办公室却小得很，只是一个简陋的房间，里面只是一堆一堆的书籍；这里躺着一本打开了的书，那儿是一本开着的杂志。毛一定十分勤劳地工作，他看的书很多，写作也很多。一九七二年我们进行谈话时，摄影记者们拿着照相机走近来拍照，其他的记者就忙着写笔记。
“一九七六年华（国锋）告诉我，柯西金和毛在一九六八年见面时，毛曾说过：‘我们之间的分歧要持续一万年。’柯西金认为这说法太过分。毛停顿了一会，然后答道：‘好吧，就减去一千年吧。’说时伸起一个指头，带着他那典型的内在的幽默以九千年还价。华继续说：‘今天中国的态度还是一样，没有改变。’
“我认为中国是不会让苏联侵入台湾的。不过，由于内部问题，加上外来的压力，中国即使是在台湾问题上也绝对不想参与战事。毛和周对我说：‘早在你和蒋介石做朋友之前，我们和他已经是朋友了。’他们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这项友情仍存；但我的确是在一九五三年才第一次见到蒋介石的。于是我就问：‘蒋介石把你们叫做匪徒，你们叫他们什么呢？’周恩来回答说：‘我们也叫他匪徒。’
“毛泽东是不相信和平可以持久的。他伸出一个指头问我和平能否再持续一个世代的时光。我说可以更长。他就再伸出一个指头，意思是可以两代吗？我说要更长；他又再多伸出一个指头说三代，我再说要更长，也许一百年。毛摇头表示不同意，但又跟着举起酒杯，邀我为和平干杯。”
除上述以外，尼克松也谈到了自己下台后的感受，其中强调了人生的意义。他说他可以理解一些认为他因总统特权被免却牢狱之灾而感到不平的人，“不过作为美国总统而下台的愿受是不会有人了解的”。
说到这里时，他的谈吐举止颇有“看破红尘”的态度，字里行间吐露了世态炎凉之意。中国人不忘旧，在他下台后再邀他访华，并以同一隆重礼貌款待，这一点虽然电视没有播出，在他个人的人生观里，相信起了肯定的作用；加上美国社会那种冷酷无情、一旦下台就一世不能翻身的现实，与中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更成了强烈的对比。尼克松当晚的闭幕词是：“下台就等于要站在一旁，永远失去人生的目的。生活是斗争，为一件事而工作。一生失去了目的，这惩罚还不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