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修《苏共历史问题》反华文章《中国当前条件下的毛主义》

【本刊讯】苏修《苏共历史问题》月刊一九七七年第七期刊登Ｂ·И·拉列夫的文章，题为《中国当前条件下的毛主义》，摘要如下：
对中国现领导纲领性声明和业已发生的变化的分析表明：其思想旗帜仍然是毛主义。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的《告人民书》宣布：“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华国锋在九月十八日的追悼大会上也重复了这一誓言。他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讲话中，在重申中国继续“走毛泽东主席指出的道路”之后，列举了毛主义中现领导认为是最重要的几个方面。这种赌咒发誓成了北京宣传中的永不消逝的现象。
向中国人民的意识有系统地和千方百计地灌输毛的公式和指示，这项工作不断进行了二十年，而毛死后，在中国仍继续进行着。中国最近十年来仅四卷《毛泽东选集》就出版了两亿二千五百八十万套——每个家庭（在中国每个家庭平均四口人）平均一套以上。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五日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已决定印发到两亿册。
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国领导对毛主义意识形态的忠实，决定了其政治纲领的实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的《告全国人民书》把毛泽东的一切主要基本原则作为其政治纲领的基础。从字面上反映出来的这些原则，成了中国领导成员一切言论及其文件的必然组成部分，成了各种形式的中国宣传的日常题材。
华国锋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讲话中规定了（照他的说法）“具体的工作路线，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使各条战线的工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快地前进”。
它归结于下列几点：“要保卫和发展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科技战线的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扶植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真正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华国锋还在这里提出了一九七七年的“主要战斗任务”。
可见，以华国锋为首的领导的政治纲领同过去一样，仍然是以毛泽东的各项指示为基础的。然而，他们往往按照自己的方式安排某些重点，具体地说，在经济政策问题上就是如此。
二月初，在北京同时召开了包括军事工业领导人在内有八百人参加的四个全国性军事问题会议。五十年代从美国回到中国而现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中国核弹之父”钱三强在北京电台发表讲话说，尽管有“四人帮”的捣乱，中国“完成核武器计划的速度，比美国和苏联同期的速度要快得多”。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的核武器竞赛可能要加快。
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国领导发出呼吁：建立强大的海军。它提出的任务是，“和敌人争时间比速度，尽快把部队建设搞上去”。根据上述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队建设中深入贯彻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的口号下，开展了以提高官兵的战斗力为目标的群众运动，以便使连队做到“反侵略是钢刀，反复辟是铁拳”。特别赞扬了华国锋，因为他十分重视军队的巩固，并从备战的战略角度看待这一切重要问题。
在北京最高领导层发生变化后，起初许多人觉得，似乎中国显出离开毛主义的迹象。须知华国锋公开承认“过去和文化大革命”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经验”。
现在经过一段时间，足以弄清这一问题了。对北京上层所作所为的分析表明，毛死后和“四人帮”离职后，它仍然停留在气势汹汹的毛主义的纲领上。
现在国内外一切头脑健全的人都明白，中国越来越需要变化。这种变化的目的应在于把国家从毛主义的羁绊下解放出来。需要这样做的证明是：中国国内政局不稳，局势经常激化，人民骚乱不止。
中国的未来在于彻底和无条件地同毛主义决裂。弗·伊·列宁教导说：“由于工人运动的发展，某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奴役的、正在艰难地摆脱这种思想、但又经常重新陷入这种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必然投到工人运动方面来。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没有这种斗争，没有社会主义‘山岳派’和社会主义‘吉伦特派’在这个革命以前的原则上的鲜明分野，没有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分子和代表新的历史力量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在这个革命时期内的完全决裂，是不能设想的。”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领导仍然忠于毛主义，而且主要仍在耍弄那种没有给中国劳动人民带来什么实际东西的令人费解的保留和许诺。
尽管如此，中国的最好出路是明确的：这种出路就在于如同苏共二十五大上所说，回到真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策上来，放弃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走上同社会主义世界合作和团结的道路。
首先是中国人民需要这样做，中国人民国外的真诚朋友也期望能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