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报刊登美国航讯：《美法律专家访华印象》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七月三日刊登一篇美国航讯，题目是《美法律专家访华印象》，摘转如下：
不久以前，收到上海寄来的一个明信片。千里来鸿，好不令人欣喜。
寄信人究竟是谁呢？原来就是美国朋友珍·寇获苇。她是巴斯坦那的夫人。
巴斯坦那夫妇两人都是律师，在法律界都很负盛誉。不过，他们更被人称许的，还不是替人打官司，而是对促进美中人民友谊所作的贡献——巴斯坦那是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全国总会的主席。
本年四月，他们夫妇两人，带领一批法律界的知名人士前去中国参观访问。其中有法官，有律师，当然也有他们的家属。
不过，这些人名气虽大，有好些却十分保守。对新中国的认识，尤其不够；个别的不仅缺乏好感，而且疑虑多端，因此，有几位访问中国的动机，与其说是去促进友谊，还不如说是去“找痛脚”了。
可是，世事往往有出人意外的。当他们到达中国，会见了各阶层的人，领略了各地区的风俗民情后，他们的心思意念，就改变过来了。而且，他们在中国停留得越长久，便越是迫切要了解中国；而越是了解中国，又越是增加好感，“痛脚”再也无心去“找”了。代之而起的，是口口声声要向中国人学习……这种转变，当然使得巴斯坦那夫妇转忧为喜。
参观团在中国的时候，根据美国社会的背景，提出了好些要求，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要参观中国的法庭，如何处理吸毒问题，娼妓问题，以及赔偿问题
——因为在美国各地法庭里，堆积如山的案件中，多数都与以上三个问题有关。
与此同时，他们又希望和中国的律师，或是律师公会的代表举行座谈会。
首先令他们失望的，是中国没有律师，更无律师公会。法律学校也只训练法官人材。于是，问题出现了：谁出庭去代表控诉和辩护呢？答案是：当事人可以据实起诉，也可以据实答辩。如果实在需要人代表，当事人的工作单位，可以派人来担任这项任务。但这个人又根本不必是律师。在中国，一切根据国法和情理判断。正因为如此，许多问题都不必对簿公庭。比方工厂里的案子，多半就在厂里解决；公社里的纠纷，照样也可以在公社了结。对于这一点，美国人士认为中国法律真高明。
现在要回过头来说说吸毒和妓女的问题了。当美国那批法律专家听说在这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国度里，竟没有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惊诧的程度，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形容的了。他们一再追问，中国究竟是如何立法去禁毒和禁娼的？而人民又如何肯这般和政府合作的？在他们心目中，这等事情，就像神话里的奇遇一样。
而那更令他们难以理解的事，还是在中国没有人上法庭去告人要求赔偿。因为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借口说被人损害了人身、财物、时间、名誉、精神等等，而去告人一状，索取金钱，作为赔偿。为此，美国的律师大都要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替客户去打这等官司。
由于他们无法理解这种现象，便怀疑是自己问得不够清楚，所以答非所问。为此，他们特别要求，要和中国的法律专家举行一次座谈会，以便将他们不懂的地方，再度提出，希望得到一个圆满的答案。
美国朋友先在黑板上画了一辆单车，然后画一个女人，倒卧在单车旁边的地上，同时声明说：这个女人是被单车撞倒的。最后向中国朋友问道：“你们怎样处理这件案子呢？”
当时中国人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扶她起来。”
对方进一步说：“她受了伤，不能走，又怎么办呢？”
中国朋友便说：“送她去医院。”
美国朋友再问：“她的伤医好后，仍不能行走，这又怎么办？”
这一问，可真把中国朋友难倒了。他们想了半天，也无法作答。后来只得要求退席片刻，说明要去商量一下再来座谈。
其实，美国人这样一步紧似一步地问，无非是要诱导中国人说出如何去报警，如何去和保险公司交涉，如何去告那个骑单车的人，如何去要求赔偿。因此当中国专家提出退席商量的时候，便大受欢迎。
现在中国朋友回来了。美国朋友便都屏息静坐，聆听答案。只见中国方面的一个代表说：“我们研究的结果，大家一致同意，认为可以使用针灸。”
事实上，没有包括在答案中的还有：如果针灸还不行，还有其他方法治疗，如果还是不能行走，他的生活、工作自会由国家统一安排，加以照顾。
这个意外又意外的答案，直弄得美国朋友们目瞪口呆。最初是鼓着两只眼睛望着对方，继之摇头叹息，最后才如梦初醒似的说：“他们那么纯朴，那么天真，那么善良，那还用得着律师去整蛊作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