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六十四）

由于知情人的沉默，多少事实被抹煞了！因此，我决定说话，把我说的东西留给以后的历史学家和分析家。
到一九七六年我的任期将满，要是没有“破坏埃及独立”的事情，即要是没有印度在苏联强大压力下所采取的这种立场，我是不打算连任的。
苏联对“检修”飞机一事的态度意味着：苏联想使这些飞机变成一堆废铁。因为凡是我们没有进行检修的飞机，必须放在一边。
这样，苏联已经完成了对埃及的军事、经济封锁。唯一的出路是，我跪着去找他们，要求原谅和宽恕。但是，除了对真主外，我从来没有、也决不会下跪！
接着，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举行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赞扬了印度，攻击了埃及。这是一种奇异的立场。
勃列日涅夫说：某些已宣布自己的社会主义目标、并完成了一些进步的变革的国家和组织，突然受到来自内外反动派的强大压力，右派最近发动的对英·甘地政府的攻击，以及破坏埃及革命所取得的社会、政治成果的企图，就是这些事件的这一发展趋势的两个例子。
人们注意到，勃列日涅夫的提法标志着苏联的政策出现了一个十分重大的转折。他援助和支持印度政府，同时对埃及却一句这样的话也不说，而是企图将埃及革命的成就同埃及现政权分开，这样，他就无视现在这个政权是埃及革命合法的和自然的延续。
这是苏联人在同我们的关系中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它向我们表明，他们完全反对埃及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所进行的一些变革，即我们所说的——我们在这种命名方面是自由的——开放政策，其中包括开放苏伊士运河，以利于一切国家、首先是苏联的航运。
苏联人反对的开放政策，我们在第一次脱离接触后的一九七四年就开始奉行了。我将谢里夫写的那封信交给了人民议会，他在信中向我提出哀求并亲笔供认：一九七一年我派他执行一项特别使命时，他在莫斯科会见了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对他讲：萨达特正在取消纳赛尔的革命！？
我要求社会主义联盟的检察官，不要公布信中的这一部分，不要向律师们公布和介绍这一部分，以利于审讯。
俄国人在谢里夫所率领的代表团回开罗后，还把他留了几天。
我们读一读那本众所周知的名叫《克格勃》的书就够了。“克格勃”的意思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即俄国的秘密警察。约翰·巴伦写的这本书还有一个副题：苏联特务的活动。这本书在第五十三页上提到苏联人在埃及的代理人谢里夫以及其他一些人。任何一个研究历史的人都可以再看看这本书。
接着，苏联人为纳赛尔挤出了几滴眼泪。
他们打着这个人的旗号，表示对他的热爱和永远怀念，但他们为他做了些什么呢？
我不想扯得更远。我只用指出在纳赛尔决定引退那天千百万埃及人和阿拉伯人所看到的情景。千百万人看到，纳赛尔在发表引退讲话过程中停了一下，向左边瞧了瞧。当时苏联领导人给他来了一封信，此信要求他不要辞职，他们准备满足他的一切要求，但是纳赛尔没有停止发表他的讲话。
他们给纳赛尔运来了一些武器。当时他迫切需要武器，以便在运河西岸迅速建立防线。他在一九六七年给他们写信要求更多的武器，于是他们不断重复的、我们都懒得提了的一系列的话开始出现了：等一等，马上，武器就要运抵你们那里。
苏联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一立场在这部回忆录中清晰可见。为了历史，我正在把这部回忆录录下音来，以便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一个殷鉴，以便澄清事实。
回过头来我还要说，对我们进行的封锁违反一九七一年我们根据他们的要求和他们的迫切愿望而缔结的苏埃条约的第八条。这一条说：苏联保证发展埃及武装部队的战斗能力，以解放领土。
那么，印度最近的这种立场怎么能同发展埃及的战斗能力相一致呢？
如果这不是阻挠我们部队的发展，那我们又叫它什么呢？
如果这不是使我们的部队瘫痪，使我们的飞机报废，变成一堆堆废铁，那我们又叫它什么呢？与此同时，我们却给了苏联人一些军事上的重要的方便条件。
的确，这些方便条件是一九六八年纳赛尔在世时开始向他们提供的，这些方便条件的期限为五年，到一九七三年结束。但是，随着一九七三年七月赶走专家后我同他们之间第一个分歧的出现，我们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必须确定，要么是延长这些方便条件的期限，要么是废除。
我公正地讲，尽管严重的分歧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已经白热到最大程度或者已经冻结到最大程度，我还是要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元帅召见苏联大使。他召见了大使，对他说：协议将在一九七四年三月到期。（六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