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六十二）

我并向美国当局即福特总统的政府，赞扬了他的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所作的努力。我在会见基辛格并同他打了交道后，才看到美国的真正形象。这种交道是中东旷日持久的冲突的一个转捩点。我们一起建立了信心和责任感。我们打碎了坚冰，并越过坚冰朝着和平迈进。我为自己同基辛格的关系感到自豪，在极短的时间内我们实现了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所没有实现的东西。
但是，这并不排除我断言道路仍然是漫长的，因此，我们不应停顿或止步，而应时时激励自己，不只是为了“震动”一下或者“推动”一下局势，而是要用一种自觉的力量将它推向前去；否则，整个局势就会反复和冻结。在这方面，把局面固定化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克制，战斗的愿望已经重新萌起，在这以后中东就没有和平，世界也没有和平。为了世界和平，我们不应放过这个现成的机会以及有利的国际条件。
我对美国国会对于我发表的讲话表现出来的明显的理解感到十分高兴。我在这次讲话中阐明了我们的问题，阐明了美国及其政治家、立法者和舆论的责任。
从我的讲话所博得的长时间的掌声中，我看到了对我为了世界和平而坚持的东西的正义性的明确承认。
我对国会强调，我不是来争取或要求一些承诺或保证的，而是来向国会、向全体美国人民伸出友谊与相互谅解之手。我是作为一个朋友而不是一个盟友而来的。朋友可以畅所欲言，就是说，如果自己的朋友犯了错误并固执己见，那他就有责备他的自由。而盟友则不能这样。
我向国会强调，我们阿拉伯人不存在同别的与我们在宗教上有分歧的人相处的问题。我们的全部历史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们不懂得对别人进行宗教或种族的压迫。
当我去英国时，我明确表示我想购买武器。
当然，苏联人恼怒了。最使他们恼怒的不是武器，而是我宣布必须使武器来源“多样化”，即：使苏联不致于成为武器的唯一来源。如果苏联成了武器的唯一来源，那它也就成了对我们进行控制的唯一渊源。这就是说，我们掌握大炮，他们掌握弹药；或者我们掌握大炮和弹药，他们掌握零件。这样，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正如已经发生的那样——被一根绳子拴住了，绳头在莫斯科。我拒绝这样做，他们又拒绝了我的拒绝！
这就是我们之间持续存在的分歧的实质。
一些在美国没有找到时间向我提出的问题，在伦敦又提出来了。有人问我，在我们之间发生所有这些事情后，以色列是否将相信我们？
我的回答是：在发生了种种事情之后，在以色列议会于一九五六年正式宣布吞并西奈之后，我们怎么相信以色列？
我在英国对威尔逊先生表示了感谢，感谢他对脱离接触的立场。我从基辛格博士处获悉，威尔逊通过他同梅厄之间的密切联系作出了真诚的努力，这些努力最后“软化”了以色列的顽固态度。
一九七五年过去了。
我事先就知道，一九七六年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年头，企图复活这具僵尸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做法，因为这一年是美国选举年。在这一年里，我重新改善我们同苏联人的关系。因为对个人、国家或民族来说，同一个超级大国或大国为敌，对我都没有好处。我一直试图，并象每次出现的那样，致力于在两者之间搞平衡：容忍的限度与尊严的限度；或政治上的灵活性的限度与民族自由的限度；或人们以政治的名义应当做的与以道德的名义应当拒绝的；或我指出必须揭开新的一页与忘记过去。
一九七五年末，我们急需零件。这不是秘密，全世界都知道飞机消耗零件的比例。俄国拒绝给我们米格２１飞机的零件。我们需要对这些飞机进行“检修”，在埃及而不是在莫斯科进行这种检修。
我过去向勃列日涅夫提出的七条中的第一条就是：对米格２１飞机进行检修。
我们转而找到了我们的朋友印度，第三世界的三个台柱——印度、南斯拉夫和埃及——之一。印度根据它同苏联人之间的一项协定，正在生产这种飞机。
那时我想到的一切就是，作出决定的年头过去了。一九七六年将悄悄过去，特别是我的总统任期将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五日结束。也许，我们能够在这二年改善我们同苏联人之间、或者我们同美国人之间的关系。就美国人而言，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的选举以及激烈的竞选活动两年前就开始了。而同俄国人，则可以从我不倦地重复的一点，即：尊重我们作出决定的意志出发，成为一种“一般的”关系。
俄国人没有响应。
然而，响应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作出了。其时，印度宣布：它一次又一次地请求苏联同意，但是，每一次苏联都不准印度帮助我们检修发动机，或卖给任何类型的零件！（六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