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六十一）

我没有忘记，苏联人也没有忘记，他们对我的这次访问进行诽谤，到处放毒。我对这种立场已感到厌倦，但因为这是一种立场，所以不管情况如何变化，不管埃及争取和平的活动的决心多么坚强，它都始终不会改变。
在这之前，他们攻击尼克松访问埃及。在尼克松之前，他们攻击和谴责基辛格的来访。意思是一个：为了埃及、为了和平，正在埃及发生某种事情，在这方面，我们没有请示苏联领导。我决不那样做！
他们攻击我对美国的访问。他们说：他出卖了自己，出卖了埃及，他去装自己的腰包和购买东西。
尽管行前我已在开罗机场宣布，我去美国是为了提出我的问题，我不是去游山玩水，也不是去疗养；我是去提出我关于行动的想法和做法，就近观察美国舆论，让它听听我的想法，表明我是多么真诚与热切，并使埃及人民、阿拉伯人民以及美国人民对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放心。我一刻也没犹豫地竭力强调这一点。
我必须说明，苏埃关系已经恶化并正在进一步恶化。也许，对政治家来说这已不是一个秘密，即便对一般的人来说也是这样。战后俄国没有给我一件武器，而美国却给了并正在给以色列一切东西，它保证向以色列提供面包、美元和导弹。对美国会停止这样做我不抱任何希望，因为我是一个现实的人，我知道在我向美国提出要求方面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我只要求谅解和公正。
与此同时，俄国向兄弟的叙利亚提供了它在战争中失去的一切，而且超而过之。
我要求俄国同意推迟偿还债务，或安排还债日期，给我几年宽限期，即在偿还这些债务方面有一些喘息时间。或许，我能抓一抓我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可是俄国不干，同时却允许别人得到宽限期。
一言以蔽之，我发现我和我的人民处于一种奇怪的地位：当我要求它补充武器时，它同意向别人提供武器；当我要求它安排还债日期时，它同意对别人这样做。
在我当选总统后，我去过莫斯科四次，而勃列日涅夫一次也没有来我这里访问。他答应过，后来又变卦了。我决不再去莫斯科访问，除非他先到我这里来访问。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诚然，我们在疆域上是一个小国，但是在尊严上我们是一个超级大国。对于这种普通的说法，一些大国或超级大国难于理解。
在我访美之前和访美期间，普遍的感觉是我是来要武器的。
有人问我，我“将”从美国得到的武器不会被我用来对付以色列吗？我能担保吗？
我无须过多地来论证我有权用任何类型的任何武器进行自卫，甚至无须引用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该条赋予每个国家以自卫的权利。我去美国不是为了购买武器，我知道美国能够对我和对别人、特别是以色列做些什么。
我一定会以某种形式碰到这个问题：你是否准备同以色列媾和？采取什么形式？为什么不马上搞？
访问我的世界各国的记者，还有美国的国会议员和实业界人士，经常向我提出这一问题。他们都希望了解，同时希望我在这方面开导或指点他们，这样当他们回国时就有说的了。
正如此前我多次做过的那样，我强调，我准备同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我早在一九七一年、即在十月战争之前和消耗战以后就宣布过这一点。
至于同以色列建立经济和政治联系，那这超越了我这一代人的能力。这件事让后代根据自己的意见去作出决定。而我这一代人——他们在充满痛苦、憎恶、悲伤、眼泪、鲜血、伤员、俘虏、断肢和残废的二十年里进行了四次战争——则很难在瞬息之间除掉这些由敌意凝成的山岳。有一个人要求我们这样做，而我们不投之以充满讥讽的眼光，这对我们来说是困难的，也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他轻视我们深刻的痛苦的感情。
我们必须首先在整个国际大家庭的旗帜下，结束公开敌对状态或公开的武装侵略我们应当为和平、即一种由大国、或超级大国、或安理会、或联合国加以保证、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和平，找到一条途径。
我们这一代着实需要休息，因为我们这一代已很疲惫，渴望得到一些年头的喘息。让我们后面的几代人去从他们的词典里找到他们所满意的关于和平、开放以及宽恕所有人之旧恶的概念吧。
面对联合国和全世界，我宣布，埃及没有失去它对和平的热情和信念。因为和平是一个战略目标。为此，我已决定开放苏伊士运河，用行动表明我们切望和平、切望各国人民继续进行贸易和交往并减轻在最困难时期同我们站在一起的我们的朋友的负担。
除了开放运河，我还宣布继续建设运河城市和使因逃避敌人给我们带来的战火与破坏而离开这些城市的人民返回家园。（六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