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六十）

我们同苏联人的友谊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对美国或西方的敌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谁同我们友好，我们就是谁的朋友；或更清楚地讲：没有永恒的友谊，也没有永恒的敌对。这是政治上的一个常识。我不妄称这个政治、经济或贸易上的概念是我发明的；这是一条人所共知的基本原则，只不过我们小国比其它大国更敏感罢了。
我在美国之行中，我的重点明显地放在：代表埃及、代表整个阿拉伯讲话，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任何人。或许，我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谈话是从个人的角度和民族的角度来谈的。说从个人的角度，是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是整个阿拉伯问题的核心，我不能忽视，因为这是一种民族义务，同时也是每个阿拉伯人的义务，直到巴勒斯坦人能够用自己的嘴巴和逻辑对全世界讲话。
从第一天起直到最后一天我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我抓住每个机会提及巴勒斯坦问题。
我在第一天就宣布，巴勒斯坦人民没有得到它有权从所有各方得到的完全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无辜地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折磨，至今他们仍被剥夺自决的权利，巴勒斯坦人应当同我们一起作为基本成员参加日内瓦会议。
我还向美国人民强调，只要巴勒斯坦人民处于无权地位，不公正就继续存在；如果巴勒斯坦人民按照他们所满意的、符合人道主义原则和联合国决议的方式，恢复了自己的领土和实体，那么巴勒斯坦就将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个坚强成员，争取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一个伟大支柱。
我转而提醒美国人民，他们是最理解人是与领土相联系着的这层意思的人民。这种联系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美国文明的一个支柱，再则，同领土的联系导致人类尊重家庭关系、坚守领土和关心荣誉。
巴勒斯坦人民坚守自己的领土是情有可原的。没有领土他们就得死亡。数十万巴勒斯坦人民正在过着一种违背所有文明与人道主义准则的生活。这是美国和国际大家庭的一个机会：用公正洗刷耻辱。这是一个我们不应错过、不应丢失的机会，以便消除不公、争取世界和平。
我要求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以同其它成员平等地参加日内瓦会议一事，作出决定。
我们是不知道种族或宗教压迫的人民，人所共知，我们的历史证明我们是热爱和平的，而且我们的伊斯兰教的涵义就是和平。我们不知道建立在肤色、宗教或教派基础上的歧视。犹太人曾经在我们中间生活过，他们没有经历过他们在欧洲各个时代所遭受过的压迫、纵火和水淹，这些曾使他们逃亡到自由、平等和宗教上相互宽容的地方、希望之门对一切人打开的地方。这使我深信，美国是最理解宗教上相互宽容的涵义以及公正和自由的涵义的人民。
我宣称，犹太人曾生活在我们中间，而不惧怕任何人。他们占有了我们的很多土地和财产，而没有任何人怨恨，而且他们控制了贸易。我开玩笑地讲起，我曾去一家犹太人开设的商店买一台收音机，但老板一知道我是同犹太人打过仗的军官，他就拒绝卖给我这台收音机。事情不大，但很说明问题，说明我们不知道这种仇恨以及强烈的敌对情绪，不知道下面两种人之间有这种区别：为了自己的领土而光荣地战斗、并以此为幸福的人和没有打过仗而这个犹太人可以卖给这件普通商品的人。但是，当犹太复国主义来到我们国家时，我们才知道这种歧视，知道仇恨。
这件小事激起了犹太人报纸的愤怒，以及著名的电视播音员、一套尽人皆知的最著名的电视节目的组织者万特茨曾问过我这一事实。我从她的问题中体会到指责的味道或惊奇的味道。
我利用这个机会向她重申，我是这个意思，即仇恨、厌恶、歧视和流血是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进入本地区的。
我发现我这样讲也是恰当的：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谁反对犹太人就是“反对闪族”，但这种说法唬不了我们。我们都是闪族人，犹太人他们才反对闪族。因为并非所有以色列犹太人都是闪族人。他们白色的皮肤、黄色的头发、绿色或蓝色的眼睛，既不是亚洲型的，又不是非洲型的，而是欧洲型的。
至于统治以色列的少数人，他们则是波兰人、俄国人、德国人以及其它一些民族的人。
我可以毫不牵强地说，我是闪族人，而他们却不是，没有人能指责我们敌视闪族，这种罪名必然落在大多数犹太人的头上，因为他们是闪族和闪族人的敌人！这不是诬蔑谁，而只是回顾一下历史，即对想读近代或古代历史的人来说，这对谁都不是秘密。
我在一次谈话中说，是犹太人的活动导致了在一九四八年九月暗杀库尼特·巴纳多特（此人是联合国负责调解巴勒斯坦问题的专员——本刊注）。也许是因为他试图提出一些解决办法，或试图找到一种为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中的顽固派所不愿接受的解决办法。
两名犹太恐怖分子在开罗暗杀了莫温勋爵。一九七五年犹太人要求归还这两名罪犯的尸体。为什么？为了表彰两个犹太狂人即两个相信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制人和豪夺的血腥手段的人所起的勇敢的、血淋淋的作用。（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