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五十九）

八月，基辛格博士来了。他感到失望。但我向他强调，用不着悲观。我对他说：三月份你乐观、我悲观，这一次我是乐观的。
基辛格博士开始在我们和犹太人之间奔波。这是一些艰难的旅行。对犹太人坚持的一些说法出现了分歧，于是他来到我们这里，问我们，听取我们的意见，尔后返回他们那里，而分歧在于“一个字”或一种表达方式。这是一件既可笑又可悲的事。可是这个人没有失望。
在往返几次后，基辛格博士宣称：你讲得对，看来有希望。
这一过程完成了，一切都结束了。苏联起来了。它没有坐着，它没有平心静气，也没有想使任何人平静。苏联、它的走狗以及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反对埃及，指责它背信弃义、搞孤立主义和取消主义。在这些指控中没有什么新东西。所有这些指控出于一个原因、一个独一无二的原因：我们有独立的意志，我们切望于此。
在这一切之后，基辛格博士有权重复一句箴言，这句话是他从他的老师梅特涅那儿学来的，他经常挂在嘴边，即：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也知道别人能够做什么，因此，我对所有情况都始终有备无患！
在处理局势的方法和为此而采用的手段上，我们没有多大分歧。纵然，我们——如我所说过的——有过许多分歧，但语言是共同的，因此，我们能够取得相当的成功，尽管在那之后我曾宣布，这是我们推行作为全面解决的一种方式的分步骤解决办法的尾声，虽然这不是我们同苏联日益恶化的关系的尾声。（十八）本章提要：美国人对中东知之甚少，或者是按照那些控制新闻和报业机构的人的观点去认识中东的。萨达特访美的重点是代表埃及、代表整个阿拉伯讲话，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任何人。他还向美国人民强调，只要巴勒斯坦人民处于无权地位，不公正就将继续存在。苏联人对萨达特的这次访问进行诽谤，到处放毒。苏埃关系已经恶化并正在进一步恶化。萨达特当选总统后，去过莫斯科四次，而勃列日涅夫一次也没有来，他答应过，后又变卦了。萨达特去英国时，明确表示他想购买武器，宣布埃及必须使武器来源“多样化”。苏联人恼怒了，因为萨达特拒绝这样做：埃及掌握大炮，苏联掌握弹药；或者埃及掌握大炮和弹药，苏联掌握零件。这样埃及发现自己被一根绳子拴住了，而绳头在莫斯科。这是埃苏之间持续存在的分歧的实质。一九七五年末，埃及急需零件，苏联不给。埃及转而找到印度，尽管印度一次又一次地请求莫斯科，苏联都是不准印度帮助埃及，因为印苏之间有着一项协定。
我的美国之行比单纯的“横渡”大西洋意义深远。横渡一词已具有一种特殊的“褒意”。而我则认为，在一方和另一方之间建立桥梁、谅解、友谊和团结，所有这些都是同义词，意思是“横渡”，越过障碍，克服困难，为一件更重大、更要紧、更宏伟和更长远的事情铺平道路。
因此，我感到横渡大西洋有一种特殊的滋味。这不是我第一次去美国，在这以前我曾去过。但是，这一次我感到我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我对此感到高兴。我认为，我应向美国舆论介绍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问题，直接作为发言人，通过记者招待会、电视谈话、以及先后在联合国和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让几百万美国人听到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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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下述背景下去美国的：我们在世界上的形象已经得到纠正，全世界已经清楚地懂得，我们能够打仗和赢得胜利，此后和此前我们都主张和平；当一切和平手段无济于事时，我们诉诸于战争；一旦战争结束，我们就回到和平状态；如果和平没有带来任何结果，我们就重新怀着厌恶的心情面临战争，面临一种停滞状态，这种状态名曰不战不和，即既非迫在眉睫的战事，又非迟迟将至的和平。
美国是个庞大的国家，那里的人为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事情而操心，他们对中东知之甚少，或者是按照那些控制新闻和报业机构的人的观点去认识中东。我不要求美国，也不要求美国人民做理解不了和违背公正的事情，我的全部要求是他们能理解我们的事业，公正地判断一切事情。我将同他们明智地谈话。
正如我在美国以及在访美前所宣布的，我口袋里没有一张采购单。我不是旅游者，也不是商人，而是一个正义事业的当事人。我来自一个历史上最古老的国家，我来自文明的母亲埃及。我的后面是一段漫长的斗争、奋斗、求知和确立信念的历史，我的前面是一条漫长的冀求生存和尊严的道路。诚然，我们是一个小国，但是，在尊严、表达意见自由和国家意志面前，我们把一切都看得微不足道。我在美国宣布了这一点，就象我在会见苏联人时宣布这一点一样。
在大国面前，我们也是一个大国，这是鉴于我们有自己的原则，并切望坚持道德和宗教的价值标准、民族团结以及人类的尊严。再则，我是襟怀坦白、头脑开放地面对整个世界。（五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