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五十八）

我认为，美国的大选战斗实际上不是在一九七六年开始的，而是在七四和七五年就开始了。七六年将是大选年。因此，那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或处理任何一件事情。
尔后，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或者说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发生了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元帅在伦敦逝世。那时我正在迈特阿布库姆村。人们把这一噩耗告诉了我。同时我接到苏联领导的一个通知，他们希望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迅速访问莫斯科。尽管伊斯梅尔元帅去世了——他的去世使我极为悲痛，我还是认为，在勃列日涅夫来访之前邀请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去莫斯科是一个新的证据，证明苏联人想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是那里有些事情需要两位部长去，一定是他们希望勃列日涅夫的访问取得成功，因此在他来我们这儿之前就对一切问题达成协议。象他这样的一位大人物，是不能介入细节问题的，在他访问之前一切都得安排就绪。按照苏联人的习惯，在他访问之前，各个专门委员会已将每件事都准备好并提出来，尔后发布一项决定或声明。
我渴望在这次即将到来的访问之前解决一切问题。我建议其他四位部长也去，以便解决有关经济、电力和计划方面的一切问题。尽管我事先知道，即使我同他们谈上一百年，他们也只给我此前他们已商定的东西，勃列日涅夫不过是一个同他们一样的人，但我让希望和乐观压倒顾虑和担忧。我担心苏联人的那种惯常以恶意来忖度人的传染病已侵入我的思想，因此我很快就采取行动。
可是，苏联人又说只希望来两位部长。因此我任命贾马斯为国防部长。法赫米和贾马斯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前往莫斯科。
在莫斯科机场迎接他俩的是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
在车上，葛罗米柯对法赫米宣布：勃列日涅夫的访问延期了，因为他病了。
接着，四位部长前去拜访勃列日涅夫。他真的有病，可是他很好地接待了他们两人，对他们十分亲切。
然后，埃及的两位部长极为懊丧地回来了，因为一事无成，既没有安排还债日期，也没有补充武器。
然而，美国人尽管有着种种困难的国内问题，却来信说，他们希望恢复争取和平的行动。
三月，基辛格博士来了，以便在脱离接触方面开始一个新的步骤。
他在阿斯旺见到了我。在第一次脱离接触后，我对阿斯旺有好感。
政治分析家们煞费苦心地解释我为什么切望在阿斯旺搞一切事情。他们中的一些人说，在埃及人与美国人的头脑里，阿斯旺都是同高坝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杜勒斯曾拒绝为高坝提供资金。尔后他们讲，我企图使痛苦的回忆成为幸福的回忆，正如我于六月五日开放苏伊士运河一样，那是埃及军队遭到挫折、运河堵塞的日子。
无论如何，我对阿斯旺是有好感的，虽然这次我对基辛格博士开诚布公地说我不乐观。他却强调他非常乐观。而我，则是把自己的悲观建筑在犹太人对基辛格所有步骤的反应上的。
我记得，我曾对他宣布：这一过程的命运是失败，你听我讲。
我对他讲：拉宾是软弱的，不如梅厄有力量。
起初他不相信我的话，可是十九天之后他对我说：没有希望了。
当法赫米宣布关于第二次脱离接触的步骤的谈判已经失败时，汇集在阿斯旺的记者感到犹如一个晴天霹雳。太突然了。全世界已经感到是犹太人顽固不化，尽管他们正在散布说是埃及人不想解决问题。
但我迅速地使全世界大吃一惊：我将于六月五日开放苏伊士运河，我决定让离乡背井的人们返回自己的土地和家园。在苏伊士运河区取得了一些伟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在建筑史上是空前的。尽管基辛格第二次尝试的失败使我十分烦恼，我也发现一点使我感到某些宽慰的东西。这些曾散布说我们同美国之间或者我们同犹太人之间有一项秘密计划的人现原形了。在这种巨大的失败面前，这项计划在哪里？为什么秘密计划没有成功？
这一失败证明这帮人眼光短浅。他们是耳朵出智慧，听别人说，鹦鹉学舌，不动脑子。
犹太人感到自己处于一种可怕的境地。
已在全世界面前确定，我于六月一日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城与福特总统会晤。
当时我确信，新班子无力处理许多事情，因为它仍被许多问题缠身。再说，在尼克松总统辞职后，美国实际上已进入大选战斗。
在与福特总统举行这次会晤后，苏联人的攻击加剧了。他们开始重弹老调，到处散布说埃及继续在背叛，埃及领导正在出卖阿拉伯事业，它把一切都已拱手交给美国，而不顾下列事实：第二次脱离接触失败了。这一事实揭露了他们，说明我们没有和任何人的默契！（五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