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五十七）

当我怀着下述心情回头看看我对我的国家和人民作出的贡献时，这一切使我更加感到心安理得：十分感激至高无上的真主赋予我力量，使我成为埃及的忠诚的公仆和它的尊严的誓死捍卫者！
可是，苏联人却散布说，埃及正在执行一项秘密“计划”，这项计划就是，同美国人达成一项关于解决埃及战线的局势的一个默契。
苏联人成功地在我们同兄弟的叙利亚之间进行挑拨离间。
基辛格的穿梭旅行，即在阿拉伯国家首都和特拉维夫之间的往返旅行开始了。第一次脱离接触能达成协议了。苏联人倍加愤怒，这种愤怒的回响不断在广播中和报纸上出现。为什么？因为我们同意基辛格来访，同意脱离接触，尽管脱离接触不过是推动一下局势，并不是一种解决办法。
第一次脱离接触协议签字后，我在阿斯旺、并去一些阿拉伯国家，解释和说明埃及犯下的那个罪行。在苏联人的眼里，那是一个罪行。我在这次旅行中，访问了联合酋长国、海湾和北非国家。
为了不使形势进一步恶化，我要求法赫米给葛罗米柯写一封长信，向他解释发生的一切情况。可是这封信没有能改变苏联人的立场；相反，对埃及的攻击愈演愈烈，直到我们进入戈兰的第一次脱离接触阶段。这次脱离接触也是基辛格博士搞的。当我在阿尔及尔会议上（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六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本刊注）与阿萨德总统会晤时，我向他讲了埃及战线脱离接触协议的详细内容。
奇怪的是，一切都按我所说的、我向人民和在最高一级向我们的所有阿拉伯兄弟所宣布和阐明的那样进行了。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帮助解决问题。在这方面，我的风格是坦率、勇敢和真诚。因此，我用不着转弯抹角，或者对人阴一套阳一套。没有、也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人所共知的。
那时我曾宣布，我试图做的一切是拔掉中东爆炸性局势的引信，这一切并不是一种解决办法，而是一条走向解决的道路，如果政治解决毫无进展，那就势必要诉诸武力，回到比我们过去所处的更坏的状况。
当然，苏联人对于我在一些阿拉伯国家所讲的一切、报上发表的一切，以及那些承认埃及主权、承认埃及必须掌握自己命运的阿拉伯领导人所宣布的一切，感到怏怏不乐。
尼克松总统来埃及访问了。人民对他的欢迎是没有先例的。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出来欢迎美国总统。这种欢迎使他和美国人以及全世界瞠目结舌，是一件神话般的事情。这种说法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美国人使用的。
也许，尼克松讲的下面这一番话，是在回答苏联人的说三道四：任何人都可以使这些人上街，但是他无法使他们欢笑。
因为苏联人声称，人们不是自愿出来的，因为人民厌恶美国，厌恶尼克松；使人们聚集在街头的是社会主义联盟。要是社会主义联盟真有这种力量来集结所有的人，唤起他们的热情，使他们春风满面，那它就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个政治组织。
在这次盛大欢迎后，犹太人当然要加紧搞掉尼克松。
水门丑剧的最后一场是对另一个党搞窃听。此后尼克松在一九七四年底辞职。
我不停地试图扩展我们同苏联人之间的渠道和交往。我了解他们心头的疙瘩，知道他们考虑问题时喜欢猜疑。
我派法赫米去苏联。他会见了勃列日涅夫。此前法赫米曾向葛罗米柯提出一份详细报告。苏联在莫斯科发表了一项声明，赞同第一次脱离接触。这就是说，我们没有犯罪，所发生的一切只是交战部队彼此分开。苏联对此表示赞同，意味着我们没有背叛阿拉伯人，背叛和平事业，我们没有搞取消主义的解决办法。否则，苏联就不会赞同！
法赫米向他们集中谈了两点：第一，安排还债日期。第二，补充我们在战争中损失的武器。
但苏联人给法赫米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他们告诉他，勃列日涅夫将于一九七五年一月访问埃及。当法赫米向我报告这一消息时，我欣喜若狂。我知道所有问题都将得到解决，象勃列日涅夫这样的人一定是说得到做得到的，因为他是俄国的头号人物。
因此，我发现，我们最好是抓紧时机，帮助他解决安排还债日期和一九七三年签订的武器交易方面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几批武器直到那时还没有给我们送来。
尔后，确定勃列日涅夫访问埃及的日期是一月七日和八日两天。
我发现，美国正深陷于大选问题和水门灾难。尼克松下台了，福特总统随之上台。他需要时间来整理一下房子，消除水门事件的影响。他需要时间观察、思考和研究。他有一些国内和国际问题。这一切将使他和我们难以会晤，或难以解决我们在本地区的一些悬而未决的爆炸性问题。
这样，我们就一定要利用勃列日涅夫访问的机会来解决两国之间的一些重大问题。因为美国已进入了一种“内部揭底”或者“政治上出丑”的状态。它醉心于揭露自己的当权派和参议员，动摇美国社会和新老当局坚持的一切价值标准。这方面要说起来的话，话就长了。（五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