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五十四）

同杜勒斯和其他一些部长相比，基辛格作为一种不同类型的美国政治家出现了。
诚然，表演事件的舞台已经完全改变了。在原子世界和宇宙世界中，超级大国靠拢了。一九五七年，俄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赶上了它。尔后，这两个国家在走向其他星球的耸人听闻的竞赛中你追我赶。美国在月球上降下了第一个人，又向火星、金星发射了飞船。两个超级大国势均力敌，而美国在技术上领先。基辛格的做法必须与杜勒斯的做法有所不同。杜勒斯的做法是：搞恐吓或搞恐怖共处，或者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按十九世纪俄国与法国或法国与英国之间的格局，搞协调或和解。历史又以某种形式重演了。
我们的历史学家将对基辛格的行事进行长时间的、深刻的探讨。这个人已抓住了阿拉伯—犹太人问题的核心。在他到我们这里来之前，他就已经接触这个问题了，研究并吃透了这个问题。在这方面，他在国际政策、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方面的专长帮了他的忙。
一开始，基辛格就对支配美国思想的政策：即深渊边缘政策、或战争边缘政策，提出异议。
基辛格出版了一些内容深奥的书，这些书不容易读，即对没有经过政治上的磨炼，没有在充满种种问题的国际海洋中浮沉过的人来说，是不容易欣赏的。
他有一本关于《核武器和对外政策》的书。这本书在一九五七年问世时，是流传最广的书中的一本，但也是当时最不大众化的书之一。这本书对杜勒斯鼓吹的“严密遏制”政策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基辛格在一九六○年写了另一本书，题为《选择的必要》。肯尼迪总统受这本书很大的影响。
在基辛格的最重要和最有兴味的书中，还有一本是论述关于十九世纪初的力量平衡的。他在这本书中提到了两位当时最显赫的政治家，他们是：拿破仑时代奥地利的梅特涅大臣和英国的卡斯尔雷大臣。基辛格还提到一本题目是《世界在重新安排——梅特涅和卡斯尔雷及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二二年的和平问题》的书。这本书对基辛格本人产生了特别的影响。
许多专门研究人员已注意到，基辛格把这个奥地利人梅特涅，作为自己的最高典范。梅特涅在十九世纪初主宰了欧洲的国际政治，置身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和法国皇帝拿破仑之间，置身于奥地利本身和俄国之间，企图实现力量平衡，保持某种形式的和平。
基辛格对这个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有人说：他正照猫画虎地做着梅特涅做过的事。
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因为历史如果重演，也不是完全恢复原样。
既然我已谈及基辛格在这一地区的作用——这种作用至今仍使苏联人感到恼怒——我就要从许许多多曾使基辛格倾倒的话中挑出几句来说一说。我将通过梅特涅这个人来了解基辛格，通过了解基辛格这个人来了解他的步骤和企图，这些步骤和企图最终博得了我对他的钦佩和友谊。
例如，梅特涅说：政治就象任何一出戏，幕布拉开后，演出就必须开始。如果幕拉开后，有人企图停止演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神经错乱。
当梅特涅谈到奥地利这个位于东面的俄国和西面的法国之间的小国时，他说：摆在小国面前的只有谈判这一条路，这是我们存在的唯一途径。
基辛格在谈到梅特涅时说：他当时依靠的是局势的“流动性”，即河水应当保持无冰，流动不息。
如果我回到这部回忆录的标题上来，我发现自己有意地选择了：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
我没有说冰不会消融——尽管这是事实——我的希望是：但愿冰在消融。但是，我看到，冰突然变成了不融的铁，以致铁和冰成为同样的东西。那是冷铁。从我执政起，我就在锤打莫斯科和开罗之间的冷铁，但它没有变软，没有融化。
我所渴望做的一切，就是使冰不成为铁，但是我未能，他们也不帮助我，融化这铁或冰，使之具有梅特涅所寻求的、一个半世纪后基辛格所向往的这种“流动性”。
在梅特涅写过的、也是引起基辛格赞赏的话中，有一句是：有人驾驶着一条被风暴打坏了二十年的船，迎着风浪，绕过礁石，克服千难万险，驶向海面，那是一种惊人的、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许多人都具有的力量。
基辛格对此评论说：但是，梅特涅此后证实，在平静的海洋中驾驶一艘船比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中却更困难。面对惊涛骇浪，为了生存下去，人在内心深处产生了创造和坚持的力量！
梅特涅还说：过多的成功使我背上包袱，如同过多的灾难给我背上包袱一样。
在梅特涅的崇拜者基辛格看来，梅特涅的天才在于：他对理解任何问题或任何情况的实质，具有惊人的本事。这种理解使他能够行动，当他行动时，他对准了自己的对手，以便一个一个地战胜他们。
梅特涅说：历史事件正在重演，但不是以同样的形式和规模。（五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