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五十三）

我认为，罗杰斯不善于作出估计，或者最好的可能是他很天真。他曾相信以色列将接受我提出的倡议。我不知道罗杰斯的这种信念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因此，他受到了应得的惩罚。梅厄夫人在议会上攻击他，一直驱赶他，直至把他撵出国务院。她在礼貌或道德方面教训了他，这一教训是狠毒的。
如果说天真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一条罪状，那么灾难就是惩罚。罗杰斯是咎由自取。
我没有发现罗杰斯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他对问题不甚理解。因此，他就象这样一位法官：他去法院起诉，但手中没有一件卷宗，也没有作好为他所代表的一方辩护的准备。
对历史的案件，法官要迅速作出判决。想使历史停滞的人，要被历史所践踏。事态的发展已经把他踩在脚下了。
罗杰斯之前是腊斯克。他在一九六六年曾邀请我访美。我们畅谈了很长时间。但我注意到，到此人大耍滑头，不想和我谈实质问题，而是通过暧昧的言词、打哈哈、或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任何其他事情上去，回避谈及实质问题。
开头，我以为此人没有被授权同我谈判或讨论，或者是他没有很好地研究问题，也就是说，他没有准备。
后来我才知道，此人与犹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站在以色列方面，为此，他不想同我开始有益的对话。以色列没有授权他这样做。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已承认这一点。这就是说，腊斯克的沉默还不是回避表态，而是一种既定的立场。
腊斯克和罗杰斯这两个人是从一个狭窄的门进入历史的，因为他们只有中等分量，或者还小于中等分量。我们不可能指望他俩、或他俩手中有什么可以推动、或有助于推动或解决问题的东西。
在美国的外交方面，人们将用漫长的篇幅来记述一个被他们看作外交权威的人，他就是杜勒斯。此人专攻国际法，在美国的一些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学习过。他曾是出席凡尔赛和会的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他当律师和从事国际问题的研究，直到一九五三年艾森豪威尔选他为国务卿。
由于杜勒斯这个人，美国采取了一项建立在暴力、或暴力威胁之上的政策。当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分裂了铀、氢和钴的核子。美国外交政策的风格是张牙舞爪。于是，谁也不敢前进一步，不敢拿起武器和美国打仗或挑起一场世界大战。
他有一句名言：美国的威慑能力应当强大到足以制止任何形式的战争的爆发。
他还说过——他的说法在世界上反复流传，使世界一片惊慌：我们能够达到战争的边缘而不陷入战争，那是政治艺术的顶峰。如果我们不精通这种艺术，那么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进入战争。如果我们试图逃避战争，或不敢进行战争，那么我们的命运就是灭亡。
这意味着杜勒斯同时在恫吓俄国和美国，恫吓世界上其他国家。
杜勒斯的话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用燃起战火来吓唬全世界，或者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犹豫不决，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战争。也就是说，只有战争威胁，即由他用战争威胁全世界，才能防止战争。
我称他的政策是“恐怖平衡”政策。
大概邱吉尔是在美国向日本扔了原子弹之后第一个使用这种说法的人，他指出，如果苏联人有了原子弹，全世界的核恐怖力量将达到平衡。
此人——杜勒斯——是第一个要对错误地理解埃及或恶化埃美关系负责的人。这个人的愚蠢，在于他攻击不结盟政策，即攻击整个第三世界。他认为，小国或者所有国家，应该站在东方或西方的一边。如果站在东西方之间，那这是道德上的堕落。他是个强硬和执拗的人，因此他不能理解下述情况：一个人成为爱国者、民族主义者，既不靠近东方，也不靠近西方，即既不驯服地按俄国的轨道走，也不按美国的轨道走。
或许，我在美国国会讲话时，已指出这一点，我说：我是作为一个朋友，而不是一个盟友到你们这里来的。
成为朋友与成为盟友是大相径庭的。
朋友之间有许多非难、指摘，朋友之间不必对每种意见都协调一致，也不必对每个问题都态度相同。
至于盟友，则完全是有倾向性的，即是这样的人：他把自己的两只眼睛交给他们，他不再用自己的眼睛看；他把自己的两只耳朵给了他们，他不再用自己的耳朵听，而由他们为他看，为他听，为他思考，最后为他作出判断。
因此，杜勒斯对许多国际问题、埃及和阿拉伯问题没能理解。
错误不在于此人缺乏理解力，而在于一开始就走不到一块，即他和你一起上路，而他朝着另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和他一起走不了多长时间，就分道扬镳了，每个同他一起走的人都从他的耳目中消失了。
如果美国从杜勒斯在东方和西方挥舞的大棒中得到了许多东西，那么，这根大棒在许多问题上投下了浓密的阴影。（五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