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五十二）

嗣后，通过我与基辛格博士的会晤，我们进入了与美国的不断对峙。基辛格是一位新型的美国国务卿。因此，他在讨论、对话以及通过和平的方式达成某种肯定的事情方面的风格是完全与众不同的。
看一看我们同莫斯科之间的细长而曲折的道路，我们发现，我们正在伸出自己的手，我们进行尝试，我们期待着，但是——我应当加一千个“但是”——在这浓雾中我看不到一线光明，或者说，在这冰雪覆盖的茫茫大地上，我看不到一个足迹。
如果往返在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上是为了游山玩水，那我就毫不犹豫地那样做了。人是多么需要休息和变换环境啊！但是，这条道路却是一条生命的动脉，或一根气管。
我试图做的一切——我承认这一点——是，我想使通往莫斯科的道路成为一条生路。但是，俄国人想使这条道路成为生命——即：离开这条路，我就活不了。仿佛我是一个胎儿，仿佛这条道路是我赖以生存的“脐带”。这是我一开始就拒绝的。我拒绝完全依赖俄国。我拒绝把我的意志、我的决定和我的国家交给任何一个人。我没有说服他们，他们也没有达到目的。
此后，发生了许多事情，证实我的看法是正确的，他们是错误的。但是，他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他们有另一个目标，他们有一个既定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矛头指向埃及、埃及的制度、以及整个这一地区的前途。可以肯定，我不是“他们的人”，我只是一个埃及人。这是光荣。
历史将证实我现在说的话是真实的。历史将揭露他们现在对埃及、对其它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隐瞒的情况。
同基辛格会见后一小时，我对自己说：终于从美国到我们这里来了一个我可以信任和依靠的人，他是一位能够做点事情的人，因为他研究了每件事情，他已研究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同犹太人之间的这一复杂问题的“心理差距”。
随着基辛格在我们和以色列之间进行的穿梭旅行的出现，一项推动局势、推动苏联人反对整个局势、反对埃及的政策开始了。（十六）
本章提要：回顾过去，萨达特注意到美国政治舞台上的演员的几次变换：继杜勒斯，上来了罗杰斯；在罗杰斯之后，又来了基辛格。把这三个人比较一下，基辛格是他们中最优秀的，最能够理解问题的，因此也最能取得成功。杜勒斯是第一个要对错误地理解埃及或恶化埃美关系负责的人。这个人的愚蠢，在于他攻击不结盟政策，攻击整个第三世界。他不理解一个民族主义者，既不驯服地按俄国的轨道走，也不按美国轨道走。基辛格—开始就对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提出异议。他写过一些内容深奥的书。他把十九世纪初奥地利人梅特涅作为自己的最高典范，梅特涅当时主宰了欧州的国际政治，置身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和法国皇帝拿破仑之间，企图实现力量平衡，保持某种形式的和平。有人说，基辛格正照猫画虎地做着梅特涅做过的事。
十月战争后我们所生活的这段时间，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一定是一个宝藏。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许多方面和许多尝试，以便使局势得到解决或者使之复杂化。
这是一个千头万绪的问题。问题的各个方面随时都可以燃烧起来，以便一切重新开始。
也许，历史学家的缺点是他们太悲观了，因为他们只注视着这幅画上黑色的、鲜血淋漓的一面，看不到缓慢地、悄悄地取得的许多成就。
我想起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韦尔·杜兰特的一句话，他说：历史是一条有两个岸的长河，河道里漂浮着尸体，出现呼喊声、烈火、浓烟和眼泪，历史学家注视着河道，却忘记了两岸建成了农场、工厂、学校和博物馆。
但是，当人们处于事件中心或事件的漩涡中时，就不能清楚地看到他周围的事物，不知道是他在推动事物，还是他随着事物运动。
基辛格说过：统治者就是坐在历史这辆汽车的方向盘前的人，他既开动，又随之而动。
基辛格还在他的一本书中说过：政治家是命运的一个工具。但是，这后一种观点的缺陷是使政治家或统治者失去自己的个性，失去他的人民和他的环境的特点，脱离总的历史。
这样做是恰当的：在埃及、阿拉伯东方以及全世界历史的这一决定性时期，我稍微停留一下。我回头——这是我的老习惯——环顾我的后边，看一看我们原来在哪里？现在在哪里？今后走向哪里？我不佯称我对所有事情都掌握主动权，也没有一个人自诩能这样。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突然，美国政治舞台上的演员变换了。
继杜勒斯，上来了罗杰斯，在罗杰斯之后，又来了基辛格。把这三个人比较一下，我们发现，基辛格是他们中最优秀的，最能够理解问题的，因此，也最能取得成功。（五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