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五十一）

如果你对照一下梅厄夫人在她的《我的一生》一书的最后一页所写的话——她是在设法挽救达扬——就会发现这位强有力的夫人同一个孱弱的男人之间的差别。你会发现，她带着深切的哀伤和巨大的悲痛说，自十月六日以来，她感到没头没尾的漫长的一天已经开始，她希望结束这一天，她对她的党的这种四分五裂和分崩离析感到十分难过，同时同她共同执政的部长们和同事们不愿制止人民对达扬和对她的激烈批评，人民认为他们两人要对导致战争失败的各种决定负责。
梅厄夫人企图拯救达扬，或者企图替他承受失败的耻辱。她作了尝试，但是没能做到。党内其他军人和政治家决心使他沉浸，把全部责难都加在他头上。梅厄夫人企图用“丈夫气概”打开缠在他脖子上的绳索，但是，他却没想用“丈夫气概”恰如其分地把绳套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西蒙·阿格拉纳特法官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被责成调查失败原因，寻找其中的“这失”。阅读他写的报告的人发现，他指责达扬，指责以色列的所有战争机器。
这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了失败，而达扬失败得最惨。他已欠了历史一笔难以偿还的赈。我认为，在以色列，已经开始通过许多人的笔进行清算了。对他和对我们来说，这种痛苦的惩罚——暂时——已经够了。
抛开个人的情绪是我的习惯，我经常这样做。我认为，每个政治家都需要这种超脱，以便深思熟虑，作出冷静的决定。我回顾了自己最近几年的历程。
我发现，开罗通向莫斯科的道路上积满了冰雪。这条道路并不总是笔直的。我知道，政治上是没有直线的，而是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曲折。
从我在埃及掌权的最初一刻起，俄国人就认准我不是他们在埃及的人。我自始至终是埃及的人。同时，我力图使自己形象鲜明，被人们所理解，并向他们强调这是十分自然的：人要爱国，不倾向东方或西方，而我只倾向于埃及，酷似俄国人不倾向西方，只倾向俄国及它的利益，美国始终都倾向西方和美国。
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后来我认识到，大国有一个逻辑，如果小国自己想按这一逻辑行事，他们就认为这是堕落。杜勒斯就这样说过。俄国人没有这样说，但是他们正在做的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一九七○年我作出我的关于取消监护的决定时，俄国人认为这个决定是“倒退”、或“偏离”、或——按照他们的著名说法——一种“修正”，也就是说，我们在执行社会主义方面是“修正主义者”。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这就是他们的态度。这是埃及执政者为了埃及的利益作出的一项埃及的决定，同他们有什么关系？消除黑暗，缓和紧张，在埃及有人拥有一块土地或一座房子，享有自己的自由，或有权作出自己的决定，所有这些都被看成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对“社会主义”偶像的破坏。
以后，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五日革命来临了。虽然，一开始我就宣布，这次革命是为七月革命“纠正路线”，我在埃及土地上所做的事正是苏联人和美国人在太空中所做的。他们纠正宇宙飞船的轨道。纠正轨道不是毁坏宇宙飞船，而是使它沿着自己的正确轨道运行，不至于脱离控制，跑到外层空间，或造成违法的骚乱。
为此，我清洗了权力中心。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权力中心中有一些他们的人，也就是说我“挖了”他们的人的眼睛。接着，我挫败了他们为苏联人在埃及搞的阴谋，他们认为这是一项针对他们的决定。
此后，共产党人企图颠覆苏丹政权。我必须站在苏丹革命一边，反对共产党人一九七一年七月搞的破坏活动。因为苏丹就是埃及，埃及就是苏丹。我现在不允许，将来也决不允许共产主义出现在我们南部边界上。我不是共产党人，也决不会成为共产党人，因为我不是俄国的走狗，我决不允许在埃及存在俄国的代理人。
后来，我于一九七二年发布了从埃及赶走苏联专家的决定。这项决定的起因由来已久，这些问题折磨了我的神经、肉体和心灵、凌辱了我们的人民，沾污了我们人民的尊严。
如果你去听听我们军官的讲话，那你就会对专家们、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吃惊。一句最起码的、能够形容我们的军官在苏联专家手中所领教的东西的话是：凌辱和侮慢。
这项决定是在我的责任感的启示下作出的，它完全是一项埃及的决定。但是，惯于怀疑和以恶意理解事情的俄国人想象，那是一项美国—埃及的决定，或者就是一项美国的决定。但是，这也无关紧要。
战争开始了，我们取得了胜利。他们对此不满，企图阻挠战争的进行，使我们退出战争，并对我们进行诽谤，想让我们停止战斗。他们迟迟不运送物资。其后，基辛格来到了开罗。他的到来给一切都带上了恶意——苏联人是从这出发来认识埃及的。
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到我们这里之前，我们同美国在西奈交过锋。美国搬来了它的先进武器。我们应该成为明智的人还是自杀？我们选择了明智，停止了与美国的战斗。（五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