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五十)
但是,那些不愿意我们改变历史或洗刷耻辱的人们,没给我们运来一辆坦克。
几天后,布迈丁主席出于他的可贵的、高尚的主动精神,到苏联去了。他付给苏联人一亿美元,作为他们运给埃及的坦克的代价。俄国人没有适时把这些坦克送来,以至历史的面貌不能按我们所希望的方式发生变化。布迈丁主席购买的坦克,是在犹太人突破我们的部队、占领运河西岸以后,在停火以后,在停火得到巩固以后才来的。
但是伟大的铁托总统的坦克来了。我向他要了一百辆坦克,他送来了一百四十辆,这些坦克是从海上运来的,来时装满了弹药和燃料。
同时,布迈丁主席派来了一个阿尔及利亚旅,进入了阵地。但是,当时已经停火了。
苏联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向埃及赠送二百五十辆坦克。我至今也不知道,布迈丁主席买的坦克算在这些坦克里吗?抑或这些是苏联人的礼物,以后再运来布迈丁主席的坦克?
直到此刻,我仍然莫名其妙。我要求我们的专家向我说明这些坦克的真相,以便我们知道这些坦克的价值,知道除了布迈丁主席付的款外,我们还应当付多少。这是他们的决定。这是我感到困惑的问题。我要解开这个谜。在破这个谜时,我应对此提出一条恰当的理由,那就是,在这之前,我同柯西金的对话没有使他感到愉快。讨论的调子是激烈的。我想他因此恼怒了。他的恼怒一定是不履行任何诺言或自那天起直到现在我们之间关系疏远的一个合乎情理的肇端。
虽然,我对柯西金说的,也不过是提醒他,他们给埃及送来的武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当贾马斯中将宣布此事时,没有一个人相信我们。确实是一些陈旧的装备。可是,我们用这些装备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武器是旧的,但是,我们的决心是新的,我们的计划是新的,我们的尊严已有七千年的历史!
接着,我提请柯西金注意,他们给我们送来的舟桥阻挠了我们的前进,这些桥需要六小时才能架起来,而他们有一些半小时就可架起的。
我再一次说:假如,假如他们给了我们这些桥,那战斗的面貌已改变了。假如他们给每个战士节省五个半小时……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现在尽人皆知,百分之六十的这些舟桥,已由我们在埃及制造了。这也是一个事实。常常有人问我赶走苏联专家的原因,这就是原因:为了不至于说我们武装部队取得的辉煌胜利中有他们的功劳或份儿,相反,苏联人的存在将妨碍每件事情,因为如果有他们在,那么我们取得了任何成就,哪怕是微小的成就,也要给他们记上一功!
那么,可以肯定,同柯西金的这场激烈对话成了拖延向我们提供坦克的一个确凿的原因。布迈丁主席已为这些坦克付了款。我认为这还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苏联人在这之前就已决定,他们决不帮助我们,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决不帮助我从军事上推动局势。
基辛格博士后来告诉我,如果我因任何理由而重开战争,美国将同我对抗,这是无疑的。这个人极为坦率地讲了这个话。在他讲这话之前,美国就已经参与战争了,这是使我接受停火的合法的、合乎逻辑的原因,也就是说,停止美国向我们开火的局面!
同时,基辛格答应,停火后美国准备进入中东和谈。美国已开始基辛格的走向和平的步骤。
在埃及人民的欢乐中,在他们为自己的武装部队而感到的幸福中,在整个阿拉伯民族的欢乐中,我们继续致力于和平。我们把哭泣留给了在自己的以及所占领和掠夺的每寸土地上的犹太人了。
在这里,我想起了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关于拿破仑说过的一句话:这个人以为我是天真的,但是,最后笑的,才笑得最好。
在翻阅达扬写的《我的自传》这本书时,我想起了这句话。他谈到十月战争,这场战争成了埋葬他的自负和虚妄的坟墓。他问道:是我们在制定自己的计划时犯了错误,还是在执行它时犯了错误?
他说:我们把计划建立在三个基础上:装甲车、空军和巴列夫防线。但是我们已不再认为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是他使我成为最后笑的人。他说:这一次,埃及人已不是我们在一九六七年所认识的埃及人了。
这令我们武装部队的全体人员以及我们和我们阿拉伯民族的全体人民放声欢笑。因为,通过我们、我们的斗争、我们的顽强努力和我们的团结所取得的成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它将永世常青。
我厌恶仇恨。我厌恶幸灾乐祸。我传播爱情、友爱与宽容。我主张容忍。但是,我认为,达扬那本书的最后一页的最后几行值得细读和深思,值得我们按另一种不是他所要求的方式加以理解。
达扬是一种值得以极其轻蔑的态度加以研究的军人。(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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