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四十九）

他们要求做一件奇怪的事，即我把历史从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拉回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停火”这三个字只有一个意思，即：不可能！
因此，每次苏联人要求停火时，我都感到他们把我看成是一个超人的人或一个低人一等的人。说是超人的人，是因为他们设想我能使欢乐的泪水重返眼睛，这是常人所做不到的；说是比人幼稚、痴呆，是因为我正在坐失千载难逢的机会，历史给予我们人民的机会，光荣、尊严和用西奈所有纯洁的沙子抹去耻辱的机会。
实际上，我既不高人一头，也不低人一等，我不过是一个忠于埃及人民、历史把他放在了负责的地位的埃及公民，是一个这样的人：他翻阅过历史，从中懂得了忍耐和依靠真主和人民；懂得了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人，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我懂得了，埃及是斗争的基地，如果埃及赢得了胜利，那么这是埃及和阿拉伯的胜利，如果埃及被击败了，那么这是阿拉伯的耻辱和失败。我懂得了，坦率是最简捷的道路，忠诚是最安全的道路。
我经常告诫自己，真实才是正确的。赤诚、率直是正确的。感谢真主，我没有对我的人民、也没有对我的阿拉伯兄弟撒过谎。我决不会那样做。
在这里，这样做是适当的：我说，为了使埃及、它的领导和它的政策受到全世界的尊重，我已竭尽全力。因为其它一些方面已习以为常地怀疑埃及领导作出的一切决定。埃及领导在这方面有着痛苦的经验。因此，我首要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在一场长时间的竞赛中取得这种信任，这场竞赛名曰：坚韧不拔地争取胜利和和平，或作为我们一切军事、政治、外交努力的最终胜利的和平。这是另一回事，就不在这里提了。
“假如”我回忆和设想一下，“假如”我停止战斗，当时埃及可能出现什么情况。
我不去考虑和想象当时可能出现的情况有多么可怕，那是骇人听闻的，如果我们武装部队的一个战士现在想到这些，那他会发疯的。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搞这样的试验：找任何一个战士来，对他说：我们在第一天我们的部队渡河后就停止战斗岂不更好吗？
我相信，你决不能把这句话讲完，因为你不知不觉地把你面前的这个人扔进了泥潭，因为你抓住了犹太人的旗子，把它插在他的心坎上，把他打倒在地，永远踩上几只粗大的脚。不仅是他，你也在踩你自己，踩阿拉伯民族，踩上几百年，是的，将要到来的几百年！
我还记得十九世纪主张“力量平衡”的一位英雄、奥地利外交家梅特涅的一句话，他说：如果巴黎打喷嚏，整个欧洲就都感冒了。
如果开罗打喷嚏，那么对阿拉伯民族则是同样的情况。如果阿拉伯民族的鼻子被犹太人踩在脚下几百年，踩碎了，那你该怎样呢？
这是一种我不能承受的触目惊心的景象。它没有发生，真主也不愿如此。
因此，我不去想“停火”这几个字带来的猛烈冲击。
我仍记得，十月七日我对苏联大使说：我们的战斗是一场坦克战，谁拥有更多的坦克谁就将取得胜利。这个事实你们是了解的，我们也了解。
此人回答说：是的，我们知道这一点。
我对他说：那么？
他回答说：阁下，你知道要我对你说什么。
我说：我知道。我不想听。我只是要你听我说，为我转达。我们需要坦克，我不是现在马上需要，但你们给我记上赈！
因为俄国人知道这一点，知道我迫切需要坦克，但他们毫无行动，虽然他们在停火前给叙利亚运去了一千四百多辆坦克。
啊！“假如”他们在停火前只给我一百辆坦克，那历史的面貌就改变了。是的，历史的面貌就改变了，我们的部队就已把犹太人赶到六七年的边界，这是毫无疑问的。
出现的情况是：我们在战斗的头四天，击毁了四百辆犹太人的坦克，我们进入了历史上最大的坦克战，犹太人在这些战斗中完全被粉碎了；此后，我突然发现在我面前出现了十个装甲旅，即一千二百辆美国来的坦克。这意味着，美国而不是以色列，全力以赴来同我作战了，美国来了。至此，我才不能继续战斗，因为我没有美国那样的地位、份量或能力，我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大，我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我知道此后我采取任何行动都是硬充好汉。我不去寻求骗人的英雄气概，安塔尔·本·沙达德（一位古代的阿拉伯勇士——本刊注）不是我的最高典范，我不是任何类型的，以人民、以成千上万高尚的埃及儿女的尸体为代价的安塔尔主义者，这些埃及儿女有权过着尊严的生活。
以后发生的是在犹太人在我们部队之间制造的杂技性的缺口面前，埃及总参谋长的神经于十九日崩溃了。埃及总参谋长要求从东部撤出我们的部队，我没有同意。一个军人、一支枪都没有撤。
啊！“假如”我有仅仅一百辆坦克。
（四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