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四十一）

嗣后，我于七月十八日在中央委员会宣布，苏联人已经提前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离开埃及的决定。
在这项决定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阶段，或一条漫长的、宽广的、曲折的、布满荆棘的道路，从那时起，直至一九七七年一月，这一决定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关系。
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我的心情舒畅了，我感到一座沉重的山已从我心上落下去了。我就象任何一个不管太阳升起或落下，一直躲在一棵树的后面或下面的农民一样。我心中有一样东西没有睡觉，不知道黑夜与白昼，也不知道饥渴和劳累。这样东西就是有仇要报。我报了仇。此后，我有权休息，去亚历山大。从一九六七年直到发布这项决定，我都没有象每个崇拜真主的人那样到大海里去。我只在每个周末去一天，然后回到开罗。但是，在这个夏季，从一九七二年七月开始，我发现我必须休息，必须下海去。此前，我总感到海水不能把我托起来，因为我在胸前抱着一条海堤，现在，我在水上很轻，我的满腹心事减轻了。
我考虑问题的依据是，苏联人——根据他们的习惯——将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来分析这项决定的影响，虽然我事先知道俄国人生性多疑，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我是在同美国人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发布这项决定的！
我对同我合作的人说：我们应该给苏联人一段足够的时间，让他们考虑这项决定及其影响，考虑以后的步骤。
八月，我想到我应主动找苏联人，给他们写一封亲笔信。我坐下来冥思苦想，回顾我同他们打交道的全部历史。我感到我是坐在历史的审判台前，我走上了审判台。
我拿起了笔。真主知道，我从来也没有尝过那时尝到的滋味。我感到我是第一次拿起笔，不知道怎样在纸上写。我脑子里塞满了各种想法。我发现半天也写不出一行字。我一直写了七个多小时，又全部撕掉了。我去睡觉了。
第二天，我又用了五个小时重写这封信。我把信送给他们了，但是我没有发表。我保存着这封信，等有机会再说。在这封信中，我亲笔把每件事情都放在恰如其分的地位，置于他们面前，置于人民和历史面前。在这封信中，我要求我们必须坐在一起，根据我们之间的条约进行讨论。
八月和九月过去了。十月，我从莫斯科获悉，阿萨德总统将来我们这里作一次秘密访问。阿萨德总统有一份这封信的副本。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正在一起协调我们的政策。
事实是，阿萨德总统根据自己的倡议访问了莫斯科，他同苏联领导人商定，由他们接待一个由总理率领的埃及代表团，以便讨论局势。特别是，他们已经清楚这一决定并不是在他们背上捅一刀，我们没有把他们出卖给美国人。我的这封信极其明确地阐明了发布这项决定的一切缘由。
阿萨德总统到开罗来了。我同意他提出的每件事情，同意埃及代表团于十月十六日启程。
在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的开幕式上，我宣布西德基已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去莫斯科。我说，他肩负一项我希望取得成功的使命，“我从原则、同时从必要性出发，对这项使命给予全力支持。我向你们保证，我将出席你们的会议，那怕是一次秘密会议，向你们介绍详细情况和事态发展，希望届时我能告诉你们使你们放心和满意的消息。”
在莫斯科，出现了长时间的责难和埃及代表团方面的不断澄清。埃及代表团要求必须加速执行我们已经签订的合同。西德基重复了我说过的话：中东局势使仇者快，亲者痛，时间的流逝不利于我们，等等。
西德基此行没有成功。因为充满了痛苦和猜疑的气氛。虽然，双方一致同意我们同他们之间建立联系，苏联人并答应提出运送迟迟没有运给我们的几批货物的时间。
一切照常，直到一九七三年二月。苏联人宣布欢迎艾哈迈德·伊斯梅尔上将去访问。当时，他已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是在一九七二年十月，我发现他的前任国防部长的危险活动后任命的。
这一年的二月，伊斯梅尔到莫斯科去了。
哈菲兹·伊斯梅尔到巴黎去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了。
在莫斯科，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向他们强调，驱逐苏联专家的决定并不是象苏联人臆想的那样，有任何可疑的背景。鉴于这一点，他们同他达成了一笔武器交易。在这笔交易中，有一些我们以前要的东西。我说“一些”我们要过的东西，是因为俄国人的习惯是不给“全部”我们所要的东西，而经常是给一些。在很多时候，他们是在不合适的时刻，给我们送来一些我们没有要过、我们现在并不需要的东西。
但是，这次他们已同意运送一些类似他们一年前给叙利亚的那样的新武器。我曾估计，当俄国人肯定这项决定是埃及的决定时，他们就会在六、七个月里改变自己的态度。由此，他们的态度在八个月后改变了，也就是说与我对局势的估计差一个月。在同他们打交道的历史上，我要第一次——为了真理，为了历史——说，他们立即运送了这笔交易中的一部分东西！（四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