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四十）

是使苏联人在埃及和中东“处于困境”吗？
是肃清“他们”，还是同他们“结账”？
抑或，是消除苏联人的存在吗？
是试图戳穿苏联人在美、俄和解之际在莫斯科和世界上公开进行的所有显示力量的做法吗？
是同苏联人讨价还价吗？
这是按照与美国人达成的协议进行的吗？
我知道，一个试图使俄国人相信这个决定是个爱国的决定的新阶段应该立即开始。我——根据我和他们长期打交道的经验——早就知道，苏联人的反应来得很晚。我需要一段长时间来使他们相信，这是一项真正埃及的、爱国的决定，我不需要比俄国人现在知道的、我已由于反复向他们提及而感到疲劳的那些更多的历史背景。
苏联人没有想到忍耐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人就会失去自制能力。感谢真主，我在最严重的危机时刻，没有失去对自己神经的控制。这场危机是这些危机中名列前茅的一个。在这场危机中，我对我们的伟大朋友苏联采取了一种客观的立场。
看起来，这项决定是突然的，是平和的，以至苏联大使听到这一决定时都不相信，或者是害怕向我承认这一点。他以为我的头脑发热了，我是在进行恫吓，当我头脑冷静下来时，会撤销我宣布的和我要求他报告苏联领导人的东西。或许，苏联大使听到了这项决定，但是没有领悟。或许，他需要莫斯科的解释，以便理解开罗发布的这项决定。这也是苏联人的习惯，他们在莫斯科垄断着解释、说明、思考与决定！
因此，苏联大使试图向我强调我们是朋友。
我说：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说：那么，你发布这样一项决定，我们怎么成为朋友呢？
——因为我们是朋友，因为友谊是有限度的。诚然，你们是一个超级大国，我们是一个小国。但是，尊严是不认任何国家的地理面积的，我们的尊严是无限度的，你们常常忘记这一点，我们却永远不忘。这就是我们同你们之间的本质区别。
——此后我们还能继续成为朋友吗？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要向你强调，这些是决议，已经定下来了。我将在本周通知国防部长，在这之后他应该做些什么。我将召开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向它通报一切。
大使没有吭气。
我必须迅速行动。因为我不想切断我同苏联人的联系，但是这项决定对他们和我们来说都是必要的。因此，我必须给它披上一件绸子外衣。因为，我不想使苏联人感到尴尬，这项决定对他们来说是突如其来的，我把他们置于困境了。我看到了这种困境的两种表现：苏联大使的表现和同苏联人气味相投的我们的外长的表现。
其次，我不需要对我们人民说：在发布这项决定前，我没有同美国通气，因为人民洞察一切，我过去经常、现在正在向他们交心。
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以便向苏联人表明这项决定的百分之百的“埃及性”。
两天后，我同西德基总理联系，告诉他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途径，向苏联人解释这项决定，并了解他们的反应。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我们公布这项决定前进行的。直到此刻。我们仍未公布这项决定。如果说在这项决定公布后，我曾发表一个官方评论，那也是为了强调评论中提到的切望苏联的友谊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这项决定没有越出我们这些在塔希尔宫开会的人的圈子，我们约定对此保密。我们都守口如瓶。
我要西德基同苏联大使联系。他联系了，告诉大使，他想率领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不想让苏联人丢脸，我只是想给他们极度发热的头上泼点冷水，也许他们能对形象、我们在埃及和这一地区的形象看得更清楚些。
我要西德基向苏联大使建议，他带领一个代表团去，萨利姆也在这个代表团里。
苏联大使表示欢迎西德基的建议。看来，热烈欢迎的原因是：苏联人以为这项决定是虚张声势，我派西德基去是为了讨价还价。他们事先知道了这一点，因之接受进行这一次访问兼交易。
他们问西德基，这次访问是他本人提出来的，抑或是我知道并且同意的。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建议是我提出来的。
西德基走了。我祝愿他完成他的使命，但同时我也对西德基强调：要公开表明这些决定是没有回旋余地的，一切都结束了；这次访问只有一个目的：寻找一种可敬的方式和温和的措词，以便在由两国发表的一项关于结束俄国专家使命的联合声明中向世界做交待：埃及感谢你们胜利地完成了在埃及的任务，它终生不忘他们的这一功绩。
西德基的态度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原以为我们不是认真的。但是西德基向他们强调，他没有授权讨论这些决定，因为决定已经发布了。
苏联没有接受埃及的这一立场。
西德基回到了埃及。
苏联人确信埃及是认真的。很快，俄国人从埃及军队的所有单位中撤出了他们的全部专家，在规定日期前二十四小时执行了离开埃及的决定。（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