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播种》杂志载文谈苏联私人企业主活动情况：《千百万的黑钱》（二）

Ｏ·Ｃ向我解释说，“事业是这样搞起来的：我利用合法组织地位弄到原料。通常拨给我生产下脚料，因为不准拨给合作社集中调拨的优质材料。但是，这仅是形式，而实际上是这样的：我给你一封用我们合作社公用信纸写的信，信中请求联合工厂拨给‘生产下脚料’，他们给我开列下脚料，我便通过银行正式付款。而后，就是我的事了，同联合工厂库房工作人员商量，从他们那里得到一部分下脚料和一部分优质丝——当然付给补加的现款，库房主任总是有‘余货’的：他同联合工厂各车间主任（要知道他们也要生活）打交道，他们把成品材料交给他，不办手续，而收现款。库房主任乐于迅速售出多余的材料，以便摆脱定期检查。因此，我相信，如果你帮助我弄下脚料，那我一定得到我所需要的一切。”“好，我懂了。但是，以后怎么办？你用这些原料做什么呢？”
“那就请相信吧，我们是会干的！首先，我知道顾客需要什么。我管生产，而销售掌握在供销站和商店手中。我同它们接触。我用这批材料生产两份产品，有公事公办的产品，有‘外快’产品。假定，我同供销站和商店谈妥交给它们十万条丝围巾。而根据国家计划我将交一万条。到时候我根据一张一万条的提货单向它们发货十万条，即发货一万条的十倍。商店经理也想挣钱：如果一条围巾价值五卢布，那么卖掉一条‘外快’围巾，三卢布归我，两卢布归商店经理。这个比例在不同场合是可变化的。如果你能帮助弄到材料，我就这样来利用‘外快’材料。”
“那，一旦突然检查发现额外的材料，多余的成品或钱柜里的钱，岂不是有风险吗？”
“这里一切都稳妥，几乎没有可担心的。我每月交给合作社主席一万卢布，十个车间主任各个都交给他同样数目的钱。他用这些钱来贿赂民警（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国家监察委员会、检察院（如果必要的话）、苏共区委会和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谁需要什么就给什么。因此，‘突然’检查，我事先就知道，我有时间做好一切准备。”
我同Ｏ·Ｃ又谈了一会，我答应他为下脚丝料去联合工厂奔走一番，于是我们去吃饭。
Ｏ·Ｃ说，“真是对不起，我不能进好饭店。”
“怎么回事？”
“您要明白，我不能显出我有钱，因为我的工资是九十卢布。”
我坚持说，“那我请你！”
“不，我不能……最好去我家。”
我们在Ｏ·Ｃ家吃了一顿美味佳肴：有干咸鱼脊肉，有黑鱼子，有进口酒。在吃饭时候，Ｏ·Ｃ抱怨说：
“我还不能大手大脚：瞧我怎样生活：一间房，可是我们一家四口。但是，不能购置什么东西，不能买房子，不能买汽车。甚至目前害怕有好衣服，因为马上会有人告密，民警就得追查我的‘外快’收入。但是，我正在想办法。你知道什么办法吗？”
“不，我不知道。”
“我正在寻找一个买彩票中奖十万卢布的人。如果我找到这样的人，立刻向他转购中奖的彩票，多出半倍甚至加倍的价钱！于是我将到处叫喊我中奖了。那时我就‘正式’有权购置房子、家具和汽车！但是，要找到这样的人很难：我已经给中奖彩票提款的储蓄银行的出纳员一些好处，但是那里除我之外已经有许多打此主意的人了……”
对于地下富翁被迫装穷的命运，我们笑了一阵，我祝他弄到彩票，我便走了。我帮助他弄到下脚丝料，后来见面时，他告诉我，他的车间非常兴隆，中奖彩票他终于弄到了。十万彩金，他给了二十万现金。显然，双方是自愿的。
我同苏联地下百万富翁们第一次相会的情况就是如此。
于是，在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发生了难于置信的事：我落入“私营企业主”之手。一个我以前不认识的人突然到来，他说：
“我叫Ｈ·Ｎ。通过一位共同相识的人，我认得您，我从侧面观察了您的工作，我对您和您的同志有一个工作建议。我为您开办一个作坊，供给您材料并付工资。您是组织者，月薪五百卢布，您要教会我的人工作，安排生产。您可以把您的三位同志带来，他们每人工资三百卢布。您将不交额外费用，不交税。”
自然，这个建议使我感到吃惊：部长的工资！谜底很快揭晓：我的新相识原来是集体农庄和近郊几个作坊，即“副业车间”的“主人”。他带我们坐出租汽车去城外四十公里的地方，让我们看经过技术改装成为车间的那些以前的牛棚。那里设有几个车间，制造墨镜、塑料布和塑料耳环。
“您需要我们做什么？”我惊奇地问，“我晓得，这是一个企业，流转额不止是一个十万卢布。”
Ｈ·Ｎ回答说，“我开诚布公地说吧，所有这些车间都是用集中调拨的材料进行生产的，塑料是我们费很大劲弄来的。您懂得这是什么意义吗？”当然，我明白，行贿“弄来的”，偷来的。如果说得简单些，每天有被捕的危险。
Ｈ·Ｎ接着说，“是这样，我们就时刻处于危险中，因为政府允许开办副业车间，但有一条保留：‘使用当地原料。’不久前，对我们不怀好意的人开始攻击我们，有个记者（我们未能及时了解！）甚至登出一篇文章《母牛需要耳环吗？》因此，我需要火速办一个用当地原料进行生产的车间，这就是你们的作坊，用木材制作产品。而你们将成为集体农庄庄员……”（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