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二十六）

苏联大使来了，讲了一句我已经知道而且厌烦了的话：苏联领导人在克里米亚。即他们正在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海滨避暑。这样好象整个世界都停顿了：既无往，又无来！
我又提醒他们注意我们之间的那项条约。
回答是：领导人在克里米亚。
我对大使讲：我对苏丹的立场是原则性的立场，你对他们讲这一点。
他说：他们在克里米亚。
——决定性的一年呢？
——领导人在克里米亚。
——我对埃及人民、阿拉伯世界和全世界说什么呢？
——在克里米亚！
至于我应该做什么，那是我自己的事，我必须考虑自己说过与许诺过的一切。我必须找到一种适当方式来向人民作交待。我向人民讲苏联人的情况吗？我揭露这种关系吗？如果我那样做了，就会直接损害苏联人。那样做对埃及有利吗？再则，我能忍辱负重到什么程度呢？我能竭力忍受，我的耐心是大的；但是我担心我的这种耐心会耗尽，因为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我无法控制的愤怒状态。可是，埃及呢？为了埃及，一切都不计较。甚至为了埃及，我的尊严也无所谓了，我无视自己的尊严，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许多对我和我的统治制度的诽谤。
我每天都感到，他们不是在擦干伤口，而是在伤口上放盐。
最后，到九月底，苏联大使来我这儿，对我说：苏联领导人准备见到你。
我说：好啊，什么时候？
他说：十月十一、十二日。
我不认为，苏联大使已注意到我抑制了自己的忿怒，或者正如我们乡下说的，我“连脓带血”都包起来了。
我说：可以。那是埃及的事业。
为了让这个人确切理解我想说的话，我重复了这个意思，说：那是埃及的事业，为了它，我不考虑自己，尽管我有过种种遭遇。因为那是埃及的事业，我马上接受了这一邀请。
我没有对他讲出我心里想的东西：如果事情是涉及我个人的，那我就不到莫斯科去了，或者甚至不想看到这些人。可是凡事都取决于需要，这需要就是埃及，它要求我伸出手去要更多的武器。
同三月一日发生的情况一样，我于十月十一日到莫斯科去了。在克里姆林宫发生的事情是在我意料之中的。我必须重新向他们讲述我们关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他们对纳赛尔作出的承诺、对我作出的承诺，虽然我已多次讲过这些。奇怪的是，他们对同一件事准备听一千遍，好象他们现在是第一次听到。
我同格列奇科争论的热度升高了。我对他发火了，我的语调非常激烈。柯西金对我们进行干预了，接着，勃列日涅夫再次进行干预。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出色的人，他在感情上总是倾向我们的。
尔后，我又向他们提起我过去讲过的话，讲到了“决定性的一年”。突然，他们异口同声地问：
对我们讲一讲这次决定性的一年？
我对他们讲决定性的一年？还要我向他们解释决定性的一年的涵义？
我感到这场争论已拖得很长已经令人厌倦了，宛如我在吹一个我们乡下说的“断裂的皮囊”，即我从这边吹，气从那一头跑出来，那是白费劲，而他们却安详地、冷漠地坐在我面前。
我发现，我有一个激荡局面和提高温度的机会。我对他们讲：我还要感谢你们向开罗派遣了萨姆一３导弹的操纵人员，十分感谢。
可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动心，因为他们正期待着进一步的感恩。我开门见山地讲了我想讲的话，但愿他们能醒悟。我说：我感谢你们，并想告诉你们，我们的人已经接受了使用这些导弹的训练，他们可以在一分钟之内进驻你们的人的岗位，因此撤走苏联操纵人员的时候到了！
这一下，三巨头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仿佛我将他们的导弹对准了他们，并向他们发射了似的。勃列日涅夫开了腔，他是他们几个人中使我感兴趣的一个。他说：那是苏联的一场灾难！
我说：现在我想从你这里知道，为什么那是苏联的一场灾难？
他答道：苏联的存在处于危险中！
我感到，勃列日涅夫已把他手中的武器给了我，我马上对他说：你说苏联的存在，而我曾、纳赛尔也曾要求确立苏联在埃及的存在，你们都拒绝了。我们曾要求你们帮助建立空防和指挥空防，我们曾要求威慑性武器。你们却把形势搞得对我们很困难。你们曾要求缔结条约，我们马上表示同意，并签署了这一条约。波德戈尔内来了，向我许诺所有东西几天之后就将运到，说苏埃关系史上将揭开新的一页。现在，你担心苏联的存在，先生，派十万苏联士兵去开罗吧，我立即同意派出这支部队。
没有人回答。接着，我趁热打铁，说：我接受这种苏联的存在，不过有一个条件。（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