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二十五）

当时，《真理报》甚至把这项条约说成是美国人在这一地区的一次肯定无误的失败。
在我坐下来、舒展一下脊背和头部、伸伸腿、考虑新的问题和我面对的情况，以及我要采取的下一步骤之前，我感觉到了本地区出现的一些令人生疑的动向。看来，不可能安然无事。我已确切地获悉苏丹将要出事。
其时我正同阿萨德和卡扎菲一起在马特鲁港。
七月十八日，我给尼迈里打了一封电报，要他快来，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尼迈里答复，顺利的话，他将于七月二十三日来同我们一起出席社会主义联盟全国代表大会。
我的感觉是，苏联人一定想在苏丹找回他们在埃及失去的东西。埃及离不开苏丹，苏丹也离不开埃及。两个国家中有一个出了事，另一个就要遭殃，这是这两个兄弟人民之间长期历史所证明的一个事实。
尔后，我再一次要求尼迈里马上来，因为事情急迫，不容拖延几天。尼迈里对我说，他将派正在开罗的革命指挥委员会委员扎因·阿比丁来我这里，并要求我让他带回我想写的信。
扎因·阿比丁到马特鲁港来找我们了。
我对他说：扎因，苏丹将发生一起严重的事情，苏联人在埃及遭到了打击，他们将在苏丹对你们进行反击。这是可靠的情报，马上回去，把我的话原原本本地转告尼迈里总统，我讲的不是唬人的话，而是事实。
扎因走了。政变发生时，他正踏上喀土穆机场。他们拘留了他，并把尼迈里抓了起来。
这样，我预感到的事情发生了。这是一场共产党搞的政变。同苏联人的友好条约才签署了三周。一项友好、谅解、尊重各国人民的意志、不干涉每个人民的自决权的条约！？
那时，在开罗我们这里有一位名叫波诺马廖夫的苏联人，一位年事已高的人，也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颟顸的人之一。他象勃列日涅夫一样，是中央委员会的书记，虽然是一名行政书记。而勃列日涅夫则是党的政治书记。波诺马廖夫经常参加苏联人举行的所有谈判，因为他是主管同各国共产党关系的头号负责人。他愚不可及。他预定将同我们一道参加七月二十三日的庆祝活动。那时他呆在埃及一定是有计划的。这项计划就是：他预料埃及将出事，他想了解在签署条约之后埃及的事态怎样发展；更重要的是，他想就近看看计划的结局，这项计划将导致我的垮台和入狱，然后导致苏丹政权的倾覆。波诺马廖夫这个人是策划本地区共产党以及苏联代理人的活动的智囊。他亲自来看看他在一个接一个地推翻别国政府方面的政策的辉煌成果！
我以后才知道，波诺马廖夫在那之前已经指出苏联人必须援助阿拉伯共产党人或“革命的民主派”，后者是他们对本地区一些倾向苏联人和充当他们代理人的政党的新的叫法。
显然苏联人认为阿拉伯的共产党人十分平庸，他们甚至指责阿拉伯的共产党赢弱、无足轻重。现在已很清楚，这种指责是一种“障眼法”，这样一来，阿拉伯世界就没有一个人料想共产党人能够起任何作用，因而对他们视而不见，因为他们不屑一顾。最后，苏丹的这场运动来了！
可以肯定，苏联对于纳赛尔之后埃及发生的一切感到不悦。
因为我不是他们的人。
我清洗了他们的人。
我取消了强加于人的各种监护。
再则，我强调我同他们有分歧，我直率地向他们谈出我们的愤懑和烦恼。
他们必定估计到我有使他们更加为难的办法。我已威胁过他们，忍耐是有限度的。在这之后，我一定会对人民讲述所发生的事情，这会使他们在全世界面前出丑。因此他们害怕我揭去他们的假面具。
鉴于这一切，苏联人必须迅速地在埃及、或在苏丹，或在阿拉伯世界，或整个中东的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搞点名堂。后来，这种事情明显地发生了。
苏丹的共产党政变失败了。
突然，在开罗的这个俄国人波诺马廖夫动起来了。他想干什么？他想见我，谈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来到亚历山大附近我的住地，当时我在那里休养。此人精神颓丧。我原谅他，因为他在埃及推翻我、在苏丹推翻尼迈里的一切计划都被挫败了。他来找我帮忙。咄咄怪事！
波诺马廖夫是来找我帮他拯救策划苏丹未遂政变的某些共产党人的性命的，我打电话找尼迈里，波诺马廖夫坐在我旁边，听我说话。我向尼迈里说情，劝他不要执行共产党政变的一个头子谢赫的死刑。尼迈里的回答是：谢赫已在两小时前被处决了。
在这一切之后，也由于这一切，我们同苏联疏远了，我们之间互不说话，问候也没有了。
我写信提醒他们波德戈尔内讲过四、五天后我将收到一切东西。今年是决定性的一年，我向他们解释了决定性的一词的涵义。
（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