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二十四）

或者，我是说了不算的，我是在对他们进行恫吓和欺骗，因为不能设想我会把这样的决定通报他们，再说，那是一项牵涉到他们在埃及的一个人的决定。
波德戈尔内主席因为有了条约而兴冲冲地走了。
我因为他对我作出的承诺而兴冲冲地回去了。
我依然希望给我他们曾答应纳赛尔的威慑性武器，他没有看到任何这样的东西就离开人间了。后来，他们又重新向我许了这个愿。
当然——极为坦率地讲——我一刻也没有想到，象波德戈尔内这样的人、一个大国的元首，会作出承诺，并肯定这一许诺，然后却言而无信。我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他是他的国家的一位大人物，他讲什么一定是得到他们的授权的。不能设想，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讲那种事情。因为在苏联没有一个人能够讲一点自己的心里话，而是照传别人在那里对他说的话。如果他不知道该讲什么，就回去找他们，主意在他们那里，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我心里想：哪怕这些武器在二十天后运来，那也不错，甚至在四、五个月以后运来，也行。重要的是运来，它能增加我们的力量。再说，我无法改变苏联人的禀性。也许情况迫使他们稍为改变一下他们的禀性。也许我这一次走运，所答应的武器会在一个合乎情理的时候运来。也许……
可是，我一直感到诧异：这些苏联人怎么设想这些人——我称他们为“太监”——能够掌管事务。他们是一批无用之辈：萨布里、戈马和谢里夫。
我认为，他们是一帮同当时生活在苏丹王宫中那些人一样的太监，苏丹一死，这些服侍苏丹的太监就设想他们能够代替苏丹进行统治。
伟大的埃及没有得不孕之症，以致要由这样一些太监来治理！
在回家的路上，我开始考虑我以及埃及和整个阿拉伯民族将面临的日子。我将这一年定为决定性的一年。
当我开始深思这一点时，苏埃关系象一条漫长的带子在我眼前飞快地转动。我克制自己，并开始掐算波德戈尔内向我允许的钟点！（九）
本章提要：在苏丹发生政变时——苏联人想在苏丹找回他们在埃及失去的东西——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一个愚不可及的人到开罗来了。他有一项计划，就是预料埃及也将出事，萨达特将因此而垮台和入狱。然而，苏丹政变失败了，波诺马廖夫转而找萨达特要他帮助拯救策划苏丹政变的头子谢赫。可是晚了，谢赫在两小时前被处决了。这年十月，萨达特又去莫斯科，他在会谈中提出要从埃及撤走苏联人员，这使三巨头受到一次强烈震撼，于是他们齐声答应年底以前运送武器。萨达特又等着，十一月，十二月，……直到一九七六年萨达特写这些段落时，苏联人也没有发出这些武器。这时爆发了印巴战争。埃及决定性的一年已经过去，一切都完了。将近年底，苏联大使告萨达特：“苏联领导人乐于在明年二月接见你”。波德戈尔内主席走了，他的皮包里装着一项同埃及的友好条约。苏联人认为这项条约是我们之间友好关系的一个新的保证。苏联报纸认为，这是俄国的成功、美国的失败。美国企图通过罗杰斯访问埃及“在两国的牢固关系中打下一个楔子”。
同时，苏联人认为，在清洗他们在台上的人之后，这项条约表明，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比个人更长久、更重要的关系。
当时读苏联报纸的人都发现，苏联人对这一结局或这一开端感到高兴。尽管我感到某些宽慰，可是我的忧虑没有减轻。我有以往同他们打交道的长期的、丰富的经验。但我开始自我安慰。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我已确定一九七一年为决定性的一年，全世界和苏联人都知道，我们要求苏联人做什么事情来帮助我们正在从事和着手进行的事业。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我把所有事情都摊开，我向俄国人交了心，让他们知道了我的全部秘密。
在五月二十七日波德戈尔内在开罗为我举行的晚宴上，我一开始就讲：对于您对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对援助他们的斗争和正义事业所表现出来的所有高尚的感情，我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政治评论家和西方报纸注意到，在此前一天，我在我为波德戈尔内主席举行的宴会上的欢迎词中的一句话。
我说：“我们希望让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准备放弃领土或权利，来换取一种海市蜃景。同样，甜言蜜语不能表明它所包藏的意图是真诚的。”
我感到满意的是，我想在全世界面前向苏联人强调的一些意思已经讲透了。因为我只是希望苏联人了解我，赞赏我的立场，并使友谊和一些动听的言词成为事实，而不是用来吊吊胃口，其后又不给食物。（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