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十七）

当然，犹太人没有保持沉默，他们施加了一切可能施加的压力，因为尼克松在他们手里，罗杰斯也在他们手里。他们开始散布对埃及决定的怀疑，并利用了埃及同俄国之间的深刻分歧。
很快他们就向埃及提出指责：埃及人破坏了罗杰斯计划！
纳赛尔于一九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溘然去世了。
同年，苏联大使维诺格拉多夫也故去了。他是苏联的一位最有才干、对埃及和中东最为了解、最热衷于为他的国家和我们做一点永恒的事情的外交家，他的死也是一个损失。
此后，各种事件迅猛而热烈地接踵而来，千头万绪。我发现我和我的国家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各国代表前来吊唁纳赛尔。美国人派理查森率领一个代表团。他现在是驻英大使，是共和党中最亮的明星之一。一九六七年战争以后，我们同美国人之间没有外交关系。
众所周知，在送葬行列出发前我晕倒了。在革命指挥委员会，我打了五针。当我醒来时，就问纳赛尔是否已经下葬。我担心群众会感情用事地对待他的遗体，随后我们就难于下葬。当时有人对我说：已在十分钟之前安葬了。
柯西金率领苏联代表团来了。我不确切地知道那时俄国人脑子里在想什么。我完全忙于新的使命，我看到在我前面有一些重担，有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我前面的图景是令人痛苦的、黑暗的。只有至高无上的真主能襄助我。
出殡那天，搭了一个凉篷，象侯赛因国王和塞拉西皇帝及其他一些总统和国王坐在里面，而柯西金则同我们一起在革命指挥委员会的一间内厅里。柯西金的话说得很漂亮。他在对我说的一切中强调，苏联非常为埃及担心。
看来，这是大家的情绪。甚至理查森，当他回去写报告时，他也在报告中记录了他对埃及的担心。英国人的情报机构向英国人强调埃及的形势岌岌可危，一触即发。
尽管他们之间存在分歧，但一致认为：我呆在我的这一位于上不会超过四到六周，这还是一个夸大的估计。
我仍然记得柯西金那时的一些言辞。尽管他对埃及深感忧虑，但这些话是亲切和鼓舞人心的。他对我说：俄国将帮助你们，埃及应当继续过去的政策，我们将始终是你们的朋友，请完全相信这一点。
但是十分明显，当时柯西金以及陪同他的代表团有一种和大家完全不一样的“姿态”和“模样”。不过我没有看清这一点，虽然一些历史学家讲：在这次葬礼中，一切都十分清楚，俄国人是来对付一个不属于他们的人的。
这使我瞠目结舌。我回想起我同维诺格拉多夫大使的关系，那是一种为时已久的、持续不断的关系、一种长期的交往。此人了解我脑海中的一切东西，了解我的想法以及我对自己国家的希望。他一定已把这些转达给他的领导。肯定地讲，他们很了解我，怎么他们驻开罗大使向他们提供的情况还不能使他们相信：我是一个爱国的人、一个真正的埃及人。
非常奇怪，在我同苏联大使交了整整三年朋友以后，苏联人还不了解我的真面目。或许他们有其他一些耳目给他们观望，有其他一些喉舌给他们传话和作记录，因为俄国人生性多疑，他们不相信对他们最忠诚的人。在这之后，你会感到愕然：那么，他们相信谁呢？
我最大的问题是：埃及。情况未使朋友感到高兴，却使敌人兴高采烈，使它可以随时对我们恣意肆虐。
我记得，在纳赛尔逝世前不久，他突然同我联系，说：你来，咱们到司令部去。
我们去到设在阿巴西亚的胜利城中的司令部，召集了一次七个小时的重要会议。政治家只有纳赛尔和我，其余的都是埃及的军事家，他们是各个部队的司令以及苏联军事专家。在我们面前墙上放着一个作战计划，名叫“二百号计划”。这项计划是百分之百完整的，是一项防御计划，因为在我们发起任何进攻前，我们必须有一个完善的防御计划。
每位埃及将领发了言，每位苏联专家讲了话，大家都拥护这项计划，并强调计划没有漏洞。
当时纳赛尔已感到他快死了，因此他想最后一次看一下国家的防御能力如何。
就政治方面而言，我们面前的灾难很多，孕育着爆炸的威胁。犹太人已把美国、还有世界挑动起来，他们怀疑我们接受罗杰斯计划的诚意。在接受计划后没过几天，他们就在世界面前说我们通过在自己领土上从一个地方向另一地方转移导弹，准备发动侵略。这就是说，以色列不能撤军，尽管它已同意规定必须撤军的罗杰斯计划。
我们的军事防御情况是好的，以致我们正在考虑一项进攻计划。
至于经济方面，那我们则处于最坏的状况，甚至这种说法也不能表达我所看到与感到的情况。这使我难过。（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