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刊登史密斯专稿：《自西贡陷落以来，美对外政策的观点改变了》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五月四日刊登赫德里克·史密斯发自华盛顿的一条专稿，题为《自从西贡陷落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观点剧烈改变了》，摘要如下：
一位高级对外政策官员说：“你知道，现在谁也不再谈论越南战争了。”
这也许稍微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他这番直率的话却强调指出了，自从两年前西贡政府倒台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观点发生了何等剧烈的变化。
随着越南战火现在已经冷却，卡特政府不但已经开始了和河内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而且正在制定从朝鲜撤出美国地面部队的计划，开始小心谨慎地朝着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修改美国对台湾的安全义务的方向前进，与此同时，白宫官员私下里谈到需要把太平洋舰队的某些舰只调到大西洋去。所有这些活动在越南战争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具有不同意见的人恢复了职位权势集团中对印度支那政策有不同看法的人已在政府中恢复了职位。例如，在一九七○年为抗议入侵柬埔寨而辞去在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里的职务的安东尼·莱克现在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在五角大楼内带头反对美国轰炸北越的沃恩克现在是卡特政府参加军备谈判的首席代表。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写过许多关于印度支那的批评性报告的理查德·穆斯现在任副国务卿帮办。
现任国务卿万斯在以前作为国防部副部长曾对美国增加在越南的军事力量发挥重要作用，他回顾历史时曾公开说，他现在认为，“干涉越南是一个错误。”发迹的方式受到影响甚至发迹的方式也受到影响。在国务院，游击战专家们已经不吃香，而了解贸易的经济学家则被吹捧为未来的外交家。在五角大楼，野心勃勃想发迹的人已不可能再谋求象在越南战争中那样的迅速提升，而必须依次在欧洲和朝鲜担任指挥职务。
在国会，各外交政策小组委员会和他们的工作人员变得越来越多地关心外交活动的真相或热心于仔细研究任何对外义务。卡特政府特别有意识地把在巴黎同越南的谈判，看作是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痛苦和清除越南战争最后痕迹的途径。
国务卿万斯在一次对记者的谈话中说：“我觉得，还存在一些必须处理的疮痛——越南、古巴和巴拿马运河问题。正是为此目的，我们决定在执政初期就采取行动。”一个基本上是和平的亚洲在亚洲本身，制定政策的人曾经担心，两年前以这样一种令人害怕的速度在西贡出现的最后灾难，可能会在东南亚其它地方或在朝鲜半岛引起一种新的扩张主义压力，也可能吓得其它亚洲国家疏远同美国的关系。但是今天，卡特政府却泰然地看到一个基本上是和平的亚洲，并且使它既高兴又惊奇的是，它发现自己需要对印度尼西亚、日本、南朝鲜、泰国或中国这样的国家重新作出保证，说它现在所想的是收缩而不是撤退。
表明越战后的新情绪的一个象征是悄悄地安排埋葬东南亚条约组织——这是二十年来美国的亚洲政策的一个基石。它将于六月三十日悄悄地消失。
更为根本的是，由于中国和苏联这样坚持进行争论，而且它们的军队隔着漫长而有争议的边界相对峙，因此华盛顿对中国的看法几乎完全变了。没有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和福特政府那时的情况一样，在卡特的白宫中，北京政府现在被认为是一个温和的伙伴，而不是一个军事威胁。不仅中国新的领导人同样希望阻止苏联在亚洲的影响或者扩张主义，而且根据华盛顿目前的看法，他们忙于内部事务，因此不会成为一个军事威胁——甚至对台湾岛也是这样。
的确，随着越南战争时代的消逝，以及在那个时代一心奉行遏制政策的思想的消逝，美国的观点有了剧烈的改变，因此现在卡特政府碰上要制订一项全面的亚洲政策的麻烦了。
政策制定者们预计，在本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贸易和经济问题可能越来越重要。
但是，在较近的将来，卡特政府同样关心于调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以适应美国政策的新目标。政府目前不打算改变它对日本、南朝鲜、澳大利亚、新西兰或者菲律宾这些盟友所承担的安全保证。可能削减驻菲律宾的美军在菲律宾，现在打算最后削减驻扎在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上的一万五千名美军，而不是放弃这些设施。这两个基地在越战时期都是重要的中间集结地区。
关于中国，最微妙的问题是，如何按照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二年在上海签署的联合公报的条款变为正式外交关系，以及如何在不会招致中国试图以武力接管台湾的情况下减少美国目前对台湾承担的安全义务。
同样，许多决策人物认为，美国人过一段时间心理上将有所准备以同河内的越南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一项最棘手的问题是，越南人要求美国提供援助作为战争损失和伤亡的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