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文章：《持不同政见者与莫斯科》

【本刊讯】美《时代》周刊二月二十一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人权持不同政见者与莫斯科》，摘要如下：
持不同政见运动正在从一种使人为难的事情变成一个潜在的严重问题。它不仅存在于苏联，而且存在于整个东欧。在东欧，它不单是对共产党极权主义作法的一种抗议，而且是对苏联殖民统治的一种民族主义性的抗议。
在捷克斯洛伐克、东德、波兰和甚至一些不那么富有爆炸性的卫星国里，俄国人和他们在当地的统治者们正在被迫来扑灭这些不时爆发的愤懑怒火。东欧人纷纷发表宣言，支持国外抱有同感的人，并出于经济、政治和道义方面的理由批评本国的政权。莫斯科因而遇到了自从一九六八年派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自由主义”动乱以来它所碰到的最严重的麻烦。
谁是持不同政见者呢？在俄国，只有很少一些人，他们大部分是取得某种成就和甚至出名了的知识分子、作家和专业人员。在幅员辽阔、拥有二亿五千七百万人口的苏联，萨哈罗夫估计有二千到一万名持不同政见者是“思想犯”；要说出另外有多少人仍然是自由的，那是不可能的。他们受到大多数居民的蔑视，或者猜疑，或者疏远。
他们被监禁，关在精神病院，受到从单纯的扰乱到粗暴虐待等十几种方法的折磨。但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被禁止阅读的书籍和手稿，把他们的抗议不断地传到华盛顿、巴黎和梵蒂冈。只要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被捕，妻子、孩子和朋友们就大声疾呼提出抗议。萨哈罗夫在莫斯科几乎成了吸引游客注意的一个人物，并且时常接见外国新闻记者。
苏联进退两难的局面，部分是由于赫尔辛基协议。许多人最初把赫尔辛基协议看作是莫斯科的一个胜利，因为据人们认为这项协议确立了现有边界的“不可侵犯性”，从而使苏联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接管和东欧的现状合法化。这项协议也包括广泛的人道主义宣言，赞成人们有权出入各国拜访亲属，接触外国的出版物，参加国际性的青年集会，以及为驻国外的记者改善工作条件。莫斯科大概曾以为这些原则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但是在苏联和其它共产党国家里，自由派却认真看待赫尔辛基协议，或者装作好象是认真对待的。
在更大的范围内，苏联和东欧的希望实现改革的人们已经在利用共产党政府批准赫尔辛基协议这一点，作为争取在象书刊审查和移居国外等许多方面实现自由化的一个杠杆，但是成效甚微。
使莫斯科伤脑筋的是，根据赫尔辛基协议条款，苏联必须忍受今年夏天在贝尔格莱德对他们遵守协议条款情况的一次检查。参加评判的将不是一小批俄国持不同政见者，而是签署这项协议的其它三十四国的代表。莫斯科和其它东欧国家首都显然力图在会议召开之前，把目前的持不同政见浪潮镇压下去。
自从六十年代初期持不同政见运动全盛期以来，政府采取的有选择的恐怖政策使许多制造麻烦的人被送到监禁营和克格勃经营的精神病院。后者特别令人毛骨悚然。目前在西方的两位长期“病人”描述了这种治疗。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讲述了“裹身疗法”：把湿帆布紧紧地裹在受害者身上，然后让其干燥，引起难以忍受的疼痛。列昂尼德·普柳什上周在巴黎对《时报》周刊记者桑迪·伯顿讲了有关对绝食犯人的作法。硬往犯人们咽喉灌滚烫的液体。经常打掉病人的门牙，把管子塞进嘴里灌食。
迫害的方法通常是不连贯的和无法预见的
——主要是因为官僚政治的十分无能。没有被关起来的人在他们的住处和街上公开遭到折磨。外国新闻记者是经常注意的目标。政治谋杀在苏联已变得罕见了，但是人们仍然怀疑克格勃雇用刺客处置制造麻烦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去年，诗人康斯坦丁·鲍加蒂列夫在莫斯科一条街道上遭到殴打。当他躺在医院里因颅骨破裂要咽气的时候，克格勃的特务们闯了进来，告诉医生“给他治一下，让他出来时成为一个白痴。”当医生们拒绝的时候，特务们对医生进行了威胁。
苏联人企图窒息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而采用的另一种——然而不那么粗暴的——办法是把他们赶出国去。在一九七四年，索尔仁尼琴很快被驱逐出国。他是所有持不同政见者中最著名的人。自从一九七○年以来，有十二万五千名犹太人移居国外，这使得持不同政见运动失去了一些最强有力的积极分子。
萨哈罗夫说：“我们只有通过把情况告诉西方的办法才能把情况告诉我国的人。”有关持不同政见者的大部分消息——的确，还有国外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苏联社会各个方面的大部份消息——都由自由电台、英国广播公司和其它外国短波电台迅速采用并且用俄语播向苏联。奥尔洛夫曾估计，苏联城市人口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收听外国广播。勃列日涅夫说这种广播“毒化气氛”，但是他没有采取行动来加强干扰。实际上，无线电通讯联络常常能够比秘密警察网效率高。
同最近东欧自由派运动的发展相比，俄国的不同政见的零零星星的表现似乎仅仅处于萌芽状态。基于民簇主义和民主传统的持不同政见现象，其强烈程度从一国到另一国各不相同，但是争取正义和人权的愿望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