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刊登载澳洲通讯：《王冶秋谈中国考古事业》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四月号刊登一篇澳洲通讯，题为《王冶秋谈中国考古事业》，摘要如下：
中国历史文物展览，在近几年来已经先后在几个国家举行过，但没想到那些价值连城、代表中国数千年灿烂文化的出土文物，竟轮到在这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展出。
今年一月十九日晚，国家电视台放映一部为时约一小时、有关此次中国文物展览的电影。这部片子纪录澳大利亚政府文化部的代表人员，在北京与中国政府筹划、装运展览品等事务的情形，并系统地介绍北京人出土处的周口店，以至中国考古人员在田野工作的种种情况。那些镜头都是在不久以前拍摄的，使人看来十分亲切。影片的另一部分是逐一介绍这次展出的各项文物，其中有著名的金缕玉衣，可以旋转的西汉铜灯，秦俑等等。他们还特别邀请曾在北京参观过这些文物的费思棻作扼要的介绍。
这次展出的文物计有二百三十三件，当局为此买了二亿澳元的保险，特别派遣一架巨型运输机，专程到北京运送这批展览品来澳洲。从元月十六日开始，首先在墨尔本的国立艺术馆展出，三月二十五日再运到悉尼作同性质的展览。墨尔本和悉尼是澳洲两个最大的城市，人口众多，文化事业发达。后来澳洲的另一个大城阿得雷德也要求继墨尔本、悉尼之后，在那里展出。澳大利亚政府对这次中国文物展览十分重视。他们说，这是有史以来澳洲最隆重的一次文物展览。
随着文物同来的有中国代表团，由考古学家、现任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先生率领。他们参加了一月十六日在墨尔本举行的开幕仪式后，转来坎培拉访问。国立澳大利亚大学由王庚武、费思棻两位联名邀请王冶秋及其他团员参加一个座谈会。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半，座谈会在太平洋研究院的一个讨论室内举行。会场虽不大，五六十个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中西人士聚在一起，气氛十分亲切热闹。
王冶秋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了，但精神饱满，一副老当益壮的样子，其面貌比他的年岁年青得多。除了气氛是那末自然、融洽以外，王先生开朗的笑容和轻松的语调，使大家在听他的谈话时，有与旧友重逢、促膝而谈的感受。他一边打开一包香烟，一边介绍文物局所属的三个重要部门，即文物保护局、博物馆及图书馆的一般情形。其中文物保护部门直接与考古工作有关。王氏就湖南长沙马王堆、山东银雀山及陕西临潼县三个地区的发掘经过，作了详细而又风趣的报道。
王氏说：一九七二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女尸，它的发现是十分偶然的。当时全国各地正在开展“深挖洞，广积粮”工作。湖南长沙东郊五里牌外的一间医院在挖防空洞时，发掘出一座西汉墓葬。墓葬中赫然有一具保全得十分完整的尸体；当时工作人员对这个发现尚未十分注意，故未立即向有关当局报告处理。事情一搁便过了八天。中央事后据报，立即派人前往展开工作。经检验后，知道这具尸体是异于寻常的墓葬尸，它有三分之一浸在紫红色的液体中，而非一具干冷的尸体，绝异于埃及的木乃伊。文物局当时将有关情形汇报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这个非常的发现极为重视，叮咛要好好工作。当时仍是夏天，乃立刻将尸体冷冻保护，并以湖南医学院为主，邀请了北京、上海、广东方面有关的医学人员，一同进行尸体解剖。他们先将尸体拍了透视照片，然后才进行解剖工作。尸体胸腹剖开时，但见体内各器官陈列正常，并无腐烂现象。当时大家还担心与背部相连接的内脏，可能因其在最底层，又经受二千年之久的压力而与背部肌肉相接合，以致不易分开，但将体内各部分取出时，并无这种沾连现象，一切显得十分良好。在解剖尸体的过程中，只发现脑部并不如想象中保存得那么好，脑浆已经变得像豆腐渣似的了。“这个女尸为什么会保存得那末好呢？不是完全因为有那些紫红色液体的缘故，而是这具尸体有良好的密封设施。”王氏说，这尸体原来是由四层棺椁盛装的，因为木质很好，所以现在留下来的木板均保存良好。女尸身上穿了十八件衣服，包括了春、夏、秋、冬四季的服式。自从发现这座女尸墓以后，有关当局派人到现场清理时，当地民众蜂涌而来，为好奇而争睹这二千多年老太太的面貌。
除一号女尸的墓葬以外，在二号、三号墓葬中，也出土了名目不一、但极其珍贵的古代文物。三号墓出土的文物主要是十二万多字的古帛书。在一个多格的漆盒内，其中一格安放了两部老子的名著：依次为《德经》和《道经》——与通行的《道德经》次序恰好相反。此外又有西汉以前的医书。其中一绢绘有“五禽之戏”的图画，是一部古人模仿动物动作来练功强身的古书。这些都是失传了二千年之久的珍贵古物。那些帛书原先都是沾折成一片的，经过二千年的岁月，绢质已经脆裂，不易铺展，只好请精于表补工作的专家为它们逐一铺排，力求恢复原来的面目。二号墓是男主人軑侯利苍的墓葬；“但这个墓葬早已被盗过，所以遗留下来的东西很少。我们仍不失望，特别请工作人员将墓地的泥土保留，装箱运到博物馆去，用筛子将泥土逐一筛过，我们在这些土堆里，找到了三枚印章。”王氏的话将我们失望的心情带到如获至宝的境界。“借着这些古印，我们考查出这墓群的性质、年代和男主人的身份，真是一个极可喜的收获！”所获得的“軑侯之印”，不是原来的官印，乃是陪葬的，用以表明身份的复制品；因为古代官爵世袭，官印是世代相传的。
另一个因作业而偶然发现的，但收获重大的考古实例，是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的墓葬。它是属于西汉武帝初年的墓，当时发现古物出土时（一九七二年四月），恰巧有一位考古专业人员在场，所以处理遗物时没有受到很多不必要的损失。这次出土有大批竹简，其中有《孙膑兵法》册书，这是曹操注《孙子兵法》时已经失存了的一部古代军事著作。
一九七四年在陕西临潼县出土一批秦代人马陶俑，这批人马俑是在秦始皇陵以东一公里半的地方出土的。出土的人马俑与各种饰物计有六千余件，人俑与马俑的大小，与真人真马相当。这个现场占面积一万二千平方公尺，成长方形，人马俑俱东向。这可能是当时秦始皇向东远征时的象征。由于这次出土文物众多，占地又广，考古人员相信在附近仍有司观的埋藏，所以仍在继续作有计划的发掘。
王氏说：中国每年约有一百个在大学受专业训练、毕业于考古系的青年出来服务。再由这些具有专门知识的考古人员，分散各地，训练及培养其他在中学读书，及与考古工作有关的人员，因此，具有田野考古知识、足以应付出土工作的考古人员，现在约有一万人，他们分布广阔，足迹遍于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