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世界报》文章：《勃列日涅夫困难重重》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四月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从赫尔辛基会议到贝尔格莱德会议勃列日涅夫困难重重》，摘要如下：
欧安会贝尔格莱德后续会议将在六月份在南斯拉夫首都开始第一轮会议，离这次会议开始不到三个月，东西方阵线发生了奇特的变化：一向进攻性地把“欧洲安全”这一题目推向首位——而且是公开这样做的，以便迫使西方作出一项又一项的让步，签订一项又一项的协定——的苏联，忽然处于守势。甚至有些时候看来好象莫斯科觉得贝尔格莱德会议不开才好。最近苏联驻东柏林大使阿勃拉西莫夫也说了这样的话：苏联不想让人把所谓人权的煽动性和不严肃的问题作为会谈题目强加给自己。
西方世界本来打算通过承认势力现状和向莫斯科大规模提供贷款及西方技术，以便在苏联的压力面前求得安宁。其中在目标上的设想是，把克里姆林宫及其卫星国引入到规矩的和非侵略性的发展轨道。象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推行的那种缓和政策只能有一个意思，那就是通过承认和巩固现行的苏联制度（及其占有状况）促使莫斯科首先去从事其内部发展问题。为了达到这一步，西方准备或多或少地不去置理苏联帝国大规模的扩充军备。
然而缓和政策并没有导致苏联权力地位的巩固，而几乎是造成了相反的东西：它促使苏联制度中那些迄今多少是隐藏着的矛盾表面化了。这样，在苏联方面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所推行的那种政策，导致了同苏联总书记事先所想的完全不同的结果。不管缓和政策是这种事态发展的原因，还是在这种事态发展中起了作用，今天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苏联政权及其东欧附庸的政治——生物基本结构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这很可能是斯大林一九五三年死后政权的最严重的危机。
在这方面把持不同政见者看成是这一危机的根源是错误的。并不是东方集团的民权运动提高了调子这一事实引起了危机。相反显然倒是制度的内部危机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反对派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政权还不敢采取象斯大林那时候所采取的那种肉体上消灭反对者的最后措施。
有一些东西甚至表明，苏联和东欧的党和警察机构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同情反对派，他们出于给自己的利益以双保险（即在一旦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的原因，或者在于政治策略上的理由，对反对派的活动听之任之。今天在苏联越是表现出勃列日涅夫的政策已陷入死胡同，那种首先是针对党首脑及其机构的活动就越是能够清楚地看出来。
但是勃列日涅夫作何打算呢？此人认为，在不进行大规模改革、没有实质性变化、维持甚至加强莫斯科强权地位的情况下，他可以使苏联政权和帝国度过危机进入未来。他想利用西方社会对和平的渴望，以便从这一西方世界中取得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则让步。鉴于越南战争结束时的情况，鉴于在西欧部分地方出现的明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左翼的爱国主义，以及西方在第三世界权力的瓦解（石油危机），勃列日涅夫觉得，西方除了同莫斯科达成协议之外，别无他法，这种看法有一部分是正确的。
问题是：勃列日涅夫是否知道，他自己的帝国是多么不稳定，他是否可能认为，西方社会和士气低落的美国会比苏联帝国更快地瓦解？
事实上今天已经出现了芬兰化。苏联在某些地方也可以实行间接的统治，并发挥它的霸权的作用。根据勃列日涅夫的方案，在所谓缓和政策的范围内，要使西方技术来拯救苏联的经济和社会，并因此使莫斯科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成功地进行阶级斗争。这一方案并没有产生苏联总书记所希望的那种结果。缓和政策给莫斯科带来的不是平静和巩固，而是国内的巨大动乱和严重冲突。
这种冲突和内部紧张关系的规模今天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
苏联今天尽管是一个令人赞叹和危险的军事强国，但同时也可看出，在维持目前这种制度的情况下它的经济将永远不能同西方并驾齐驱。苏联的制度把自己束缚在一个经济机械上，这一机械从长远来看会导致这一制度的自行崩溃。
最高层中的老一代人差不多都年过七十，他们顽固地坚持老的教义，在他们的对面有一个党的机构和一个社会，在这个党的机构和社会中几乎没有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相反却有着许许多多愤世嫉俗者、反对者，以及吃惊地观察着事态发展的人，他们看着政治局里的“老人统治”是如何阻碍着任何有益的指导未来的解决办法的产生，以及因此为有朝一日发生爆炸的状况作准备。人权运动只是冰山的山顶。可能更有意思的是苏联社会中尚处于水下的那种力量，这种力量合在一起决定着冰山的特殊份量。在苏联，人们也不能排除有朝一日会同这种“水下”力量发生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冲突的可能性。
勃列日涅夫没有能够调整莫斯科同其它共产党国家和党的关系——除非人们把苏联的军事占领看成是“调整”。然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民权运动的爆发却清楚地表明，在这里相反引起了对莫斯科的消极情绪和恶感，这种消极情绪和恶感最终会变得非常危险。
这样，从赫尔辛基会议到贝尔格莱德会议之间，勃列日涅夫就处于重重困难之中。许多迹象表明，为了至少实现东方集团最低限度的一体化，他现在要让新的部分危机爆发出来。柏林问题，德意志内部边界，南斯拉夫，中国或者是非洲，都是通过一次小冲突再次产生“敌情观念”的机会，用这种“敌情观念”可以迫使自己的人就范。然而看一眼苏联帝国的内部状况，就可以看到，莫斯科是否有能力同外部世界进行真正的全面对峙，这至少是很成问题的。更为可能的是，苏联人会走到对峙的边缘，以讹诈西方世界，并首先恫吓美国总统卡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