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刊文章：《一个正在酝酿中的风暴》（完）

“从一九七三年七月八日至一九七六年一月，我被困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专门精神病院中。……住在这间专门精神病院的，都是些神经错乱的人——凶手、强奸犯、恶棍。另外还有大概六十名左右的政治犯，大多数是神智清醒的人。……
“‘疯人院’的那种恐惧，一开始就吓怕了我……（有一天，我看到）一些病人站在门口，哀求男护士让他们上厕所。当我翌日晨醒来，我看到两个男护士在拳打脚踢一个病人。一个男护士走进来说，有一个病人曾经袭击几个护士，和试图把自己吊死在厕所内……那个病人后来告诉我，说他根本没有侵袭任何人，他们打他，只是因为他要求上厕所而已。……
“（这些病人说）你一定要向医生承认自己确实生了病，而且愿意放弃自己的观点，开始时我还和他们争辫，后来我承认他们说的是对的。……
“我经历了‘致类神经病症’的‘治疗’
——吃一些令神经中枢沮丧和消沉的药物——又经历了两次胰岛素治疗。……我整个人变得懒洋洋和毫无感觉……我发觉自己在思考上、道德感和情绪上，一天一天在衰退下去，我感到极端恐惧。……我说的话变得语无伦次和粗鲁，记忆力急剧衰退。最初当我看到病人在受苦或知道一些朋友变成叛徒时我还能迅速地反应，后来，就变得麻木不仁，毫无感觉了。……那些药物使我和其他正常的政治犯越来越隔绝。我不想听到叫声、打斗声、笑声、哭声，……我的脑袋一片空白，但还有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盘旋，那就是：‘我一定要把在这里看到的一切牢牢记住，以便将来可以把它们说出来。’唉！现在我所能记得的，又何及我那时看到的万一！”
读到这段声明，人们不禁要如麦德维杰夫兄弟这样问：“是谁疯了？”
是勇抗暴政的知识分子们呢？还是克里姆林宫内的官僚们？五、结语
在苏联知识分子的抗议声中，我们看到了进步、正确的一面，但也看到了退步、迷失的一面。
然则，苏联知识分子的反抗，究竟能产生多少力量？瑞典记者斯坦霍尔曾问萨哈罗夫：“究竟要做些什么才可以改变苏联的现状？”萨哈罗夫说：“看来毫无办法，因为这个制度有它本身的内在稳定性。”斯坦霍尔继续追问：“那么搞一些抗议的目的何在呢？”萨哈罗夫答道：“即使是束手无策，也需要制造一些理想出来。”
萨哈罗夫这种悲观的论调，并不为其他知识分子所接受。罗伊·麦德维杰夫就持相反的论调，他认为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大有可为的。他深信苏联的统治方式如果不改变，是迟早会垮台的，在这种生死存亡之际，克里姆林宫非改正它的政策不可。罗伊·麦德维杰夫是个乐观主义者。
我们从今日苏联知识分子抗议的增加，可以看到这个反抗的浪潮，正在日日上升。
在恶势力之前，在拥有五十万秘密警察的国度之中（根据西方的估计），知识分子的怒吼，表现了他们抗暴的无畏精神。但是，单靠知识分子的力量，是无法冲破克里姆林宫的铜墙铁壁的。这个运动，唯有联合更多的苏联人民，联合受莫斯科压迫的少数民族，汇成巨流，才能将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冲破，才能把变了色的河山重新染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