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刊文章：《一个正在酝酿中的风暴》（四）

但是他强调说：他还坚持他的看法，苏联的政体假如不改变，内部的矛盾会日渐沸腾，中苏一旦大战，会使勃列日涅夫政权迅速瓦解。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充满官僚新贵、阶级压迫、民族不平等的社会，是不能存在得太久的。
不久前，他在纽约接受国际人权协会的七六年“人权奖”时，对今日的苏联社会，作出了以下的评语：“单靠面包行吗？一个吃得饱的奴隶，也不过是奴隶而已！”四、“是谁疯了？”
布科夫斯基，这一位在去年十二月被苏联当局作为交换智利共产党总书记科尔巴兰的反苏作家，在今年一月间接受法国《世界报》记者访问时，曾经这样描写过苏联：
“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能在这个共产党国家生活的唯一地方就是监狱。”
布科夫斯基在去年十二月十八日从莫斯科飞抵瑞士苏黎世机场时，他发表了谈话，认为这次交换“意义是重大的”，因为“苏联当局第一次正式承认在苏联是有政治犯存在的。”事实上，根据国际特赦组织在七五年作出的统计，苏联有一百万以上的犯人，其中政治犯有一万人。这个数字，道出了苏联社会百孔千疮的病态。
苏联当局对付“异己分子”，总是想尽千方百计来加以压迫。布科夫斯基就是因为将苏联把一些神智正常的知识分子送进精神病院去的证据，偷偷地运往西方发表，被捕下狱的。这位今年三十四岁的作家，在苏联的劳改营中度过了十年。他在瑞士招待记者时，透露了苏联监牢内的非人生活，尤其是在他最后被禁的弗拉基米尔监狱（离莫斯科一百二十哩）。据他说，里面对付囚犯的苛刻，简直不能想象，“在赫尔辛基的人权条约签署后，囚犯的生活更惨”。
克里姆林宫在对付反抗的知识分子的手法中最惨无人道的，莫如把知识分子送进精神病院去。
罗伊·麦德维杰夫的孪生弟弟、生物学家若列斯·麦德维杰夫，就是因为反对苏联官方的遗传学理论，在七○年五月被强迫进了精神病院。当局派了塞希基法医心理学院——苏联专门对付政治犯的精神病院——的医生来“医治”他，更派遣秘密警察来不断盘问他。最后经过他哥哥罗伊、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的奔走相救，加上各国舆论的压力，若列斯才被释放出来。兄弟二人后来把这次可怕的经历，写成一本名为“是谁疯了？”的小册子。麦德维杰夫兄弟指出，克里姆林宫把帝俄时代的恐怖手段，重新施在人民身上。
〔俄皇尼古拉一世在位时（一八二五——一八五五），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尼古拉首创现在苏联特务机关的前身“第三局”，对反政府分子进行压制。他首次把当时一个反政府的知识分子查阿达耶夫判为“精神病患者”，囚了差不多一年。〕
另一个惨无人道的例子，是乌克兰籍数学家普柳什的可怕经历：
普柳什是乌克兰人，共产党员，因为反对莫斯科的政策，在七二年被捕，大部分时间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中，达数年之久。最后克里姆林宫抵受不住各国的抗议，才迫不得已在七六年年初把这位数学家驱逐出境。他抵达巴黎时，发表了一篇声明书，其中有几段这样写：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五日，我（指普柳什）被捕和被隔离在基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监狱中，进行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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