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刊文章：《一个正在酝酿中的风暴》（三）

由此看来，阿马利里克的警告是对的：假如西方（尤指西欧）一不小心，那么可能有一天，英国和法国会重蹈一九六八年捷克的悲剧。三、“苏联能生存到一九八四年吗？”
一九六九年，历史学家阿马利里克写了一本小册子：《苏联能生存到一九八四年吗？》批评腐败的苏联政权。他不久被捕，被控违反苏联刑法的第一九○条法例——造谣中伤国家的罪名，被放逐到离莫斯科东面一千哩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劳改三年。这已经是他第二次“非自愿的西伯利亚旅程”了。
阿马利里克生于一九三八年。一九六一年曾经因为写了一篇历史论文，和官方的史实“解释”不合，被逐出莫斯科大学。后来他当过建筑工人、绘图师、邮差，最后拿起笔来，攻击苏联的官僚政府，终于在一九六五年被捕，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后来把这次劳改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非自愿的西伯利亚旅程》。
一九六六年，他被准提前回到莫斯科，但仍被秘密警察诸多为难。他后来忍无可忍，再提起笔来，写成了这本预测苏联政权会崩溃下来的书
——《苏联能生存到一九八四年吗？》
他曾经说出他写这本书的三点原因：一、他看到苏联政体日坏，有大祸将至的迹象。二、他要驳斥在西方流行的一个观念：以为苏联现在正在逐步走向自由化。刚刚相反，他看到的是另外一面；苏联政权正走向更高压、更极权的境地。三、他认为既然不能在苏联的官方刊物发表抗议，便只有把文章送到外面来。
书的第一部分分析苏联内部几个阶级的不同意识，第二部分则着墨于苏联对外扩张的野心，特别是可能引起中苏大战的危机。
他把苏联社会阶层分成以下几类：一、出版地下刊物、搞“民主运动”的人；二、中产阶级；三、政府公务员；四、人民。阿马利里克认为，支持“民主运动”的苏联人毕竟还是少数，而且克里姆林宫把他们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分析得较多的中产阶级，也就是一批受过高等教育、懂得享受、生活舒适而又高踞要职的“专家阶级”。对于腐化的苏联政府，这一批人也并不见得能起什么作用，因为长久以来，苏联政府就一直在“有计划地铲除具有独立思考的人”，而且一般的中产阶级，都存有通常的那种怕事、畏强权、“自觉无能为力”的心理，成不了事。对于政府的公务员而言，阿马利里克更不寄予厚望，因为他们“只是站在岗位上的机器人”而已，那种“明哲保身”的态度，最怕惹上麻烦。在谈及广大群众时，他认为，没有人——包括那些在克里姆林宫内养尊处优的官僚们——知道群众想的是什么，但是他深信人民的不满情绪，正在日渐上升。
阿马利里克认为，今日的苏联正是危机重重，就象俄国本世纪初两次革命前社会中存在的危机一样：现代的苏联，是一个阶级分明，僵化了的社会，一个与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的政权，一个在多元民族国家中存在着民族仇恨的国度，这些都是定时炸弹，随时会爆发开来。
阿马利里克把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的“民主运动”上，但是他明白苏联政府会想尽办法来压制他们。他认为，即使社会的改变不是来自内部，那么苏联在外交关系方面的转化，也会使政局产生变动，最后终会令勃列日涅夫政权崩溃。在第二部分中分析苏联对外关系时，他预测中苏有一天会发生大战。
在分析中苏矛盾上，阿马利里克指出：无论在意识形态、外交、边界问题上，中苏都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这些分歧，最后终会触发战争。他预测中苏大战会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年间爆发。他进一步预言：大战一旦爆发，德国将重新统一，一直受莫斯科钳制的东欧诸国会脱离苏联的核心而独立，苏联境内饱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欺压的少数民族，会起而反对莫斯科。大乱的结果，终会使克里姆林宫倒塌下来。
阿马利里克这种对官僚政权的抗议，给他在一九七○年五月带来了三年西伯利亚的放逐。刑期本应在七三年结束，但是苏联当局却在七三年，把他的刑期重判延长三年。这一次流放得更远，放逐到离莫斯科以东六千哩、鄂霍次克海畔的马加丹去。最后苏联在去年七月十五日，把他赶出国。在他离开莫斯科的那一天，他告诉西方记者说：“这一次的旅程，才不是非自愿的。”
这几个月来，阿马利里克一直在欧洲和美国奔走演说，揭发苏联社会的重重黑幕。
自从《苏联能生存到一九八四年吗？》发表至今，阿马利里克对于书中的论点，有了一点修改。不久前，阿马利里克在纽约发表演说，修改了苏联的政权会在一九八四年倒下来的说法。理由是：苏联的统治阶层，这几年来对付西方“缓和”和压制国内动乱的手法，变得更加圆滑。另外一个原因是：在过去数年来，中国在军事方面，发展得较为缓慢，并未发展到足以与苏联抗衡的地步。（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