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友协刊物《新中国》专辑：《八位美国人回忆毛泽东的会见》霍华德·海曼文章《一等兵会见毛主席》（五）

（霍华德·海曼一九四四——四五年曾在驻华美军中服役，一九七六年七月作为退伍军人代表团团员重游了中国）
我刚刚从一位过路人嘴里偶然得知，毛泽东主席逝世了。我顿时呆住了。这是为什么呢？……我是个美国人，在纽约出生、成长和生活。然而，毛泽东却曾非常直接地影响了我的生活。
一九四四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派我，军号为三二七○三九八○的一等兵霍华德·海曼，到驻中国昆明的第十四航空队总部工作。当时我还不满二十一岁。
刚一到中国，我就看到到处是疾病、乞丐、饥饿，到处是衣衫褴褛的人们，卖淫和死亡现象。成百的骨瘦如柴的青年拉黄包车，活到二十五六岁就死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亲眼看到蒋介石的军队扑向一个村庄，看见是男人就抓住，给他们铐上手铐，打他们，然后告诉他们被“选拔”入伍了。而且还不只是这些事，都是司空见惯。然而，美国政府的正式法令甚至禁止我们在内部讨论中国国内政治局势。作为基本军事训练项目之一，我国政府给我上过课，发过小册子，说明我们的敌人法西斯的本性。这时我却直接置身于一个完全采取高压手段的社会，一个同据说我们正在与之作战的法西斯国家的一切标准完全符合的国家，即国民党中国。
我在中国呆了大约一年零八个月，慢慢地，啊，是十分缓慢地，结识了一些朋友，先是一个，然后两个，最后是一小批中国学生和教师。他们会讲英语。我们之间的友谊不断加深，在互相比较信任以后，他们开始向我讲述他们对于未来的希望。他们使我得知，北方还有一个中国，也在打法西斯，同时又警惕地注视着时刻准备袭击他们的国民党人的动向。
我的中国朋友向我讲述了延安的情况，那里的窑洞，著名的长征，当然还谈到他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
当时（一九四四年），我在给家里写的一封信中说：“我结交了几个代表着未来，代表着新中国的人。他们都很穷，都是从日本占领区逃难出来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遇到这样爱国，这样精力旺盛，充满活力，这样渴望为改善国家状况而奋斗，甚至不惜献出生命的人们。我确信，如果中国掌握在合适的人手里，即便有一半的机会，中国也将会成为一个十分美好的国家和一个十分美好的生活之地。”
临近对日作战胜利日时，我被调到国民党战时首都重庆。重庆是国民党中国占区唯一允许中国共产党人设立办事处的地方，美国和其他外国新闻记者经常到办事处去获取消息、新闻简报等等。但是中国人谁都不敢去，怕随后在蒋介石的人手中“失踪”。
然而我不是中国人，况且中国共产党人总还是我们的盟友。我必须亲眼去看一看，另外两个美国士兵、我的朋友爱德华·贝尔和杰克·埃德尔曼也决定去看看。一年半多以来我们一直听说延安的中国是另一种样子。甚至每周一次前去为美国设在那里的小气象站运送供应品的美国空军飞机的机组人员也说，在“另一个中国”那里有些不一样的、令人感到清新的情况，但是他们无法了解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的朋友和我必须亲眼去看一看。我们开始花费很多时间到重庆的中国共产党总部去走走。那时，毛和蒋介石正在进行著名的重庆谈判。
在二十二岁上，我为能够看到“北方的”那另一个“中国”的一个缩影，能够见到它的一些人，同他们交谈，感到特别兴奋。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这种交往达到了高峰。我们知道毛吸烟，甚至听说他在延安自己种烟草。我们就从自己的配给中拿了几条美国香烟，并写了一张表示希望中国人民有一个繁荣、和平的前途的便条，把这张条子和香烟留在中国共产党总部。几天以后，有人告诉我们，毛接受了我们的礼物，并且，作为答谢，希望我们下周去同他一起吃饭！我们去了。三个很年轻的美国士兵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和后来成为新中国领导人的另外几个人一起吃了饭。下午和晚上的一多半时间我们花在谈论中国和它的前途，以及设法回答毛问我们的关于美国情况的很深刻的问题上，但是常常答不上来。
学者和历史学家们可能向你们讲述说毛是一位诗人、历史学家，或革命家，可是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位热情、恬静、关心人的人，他能很容易地立即使你不感到拘束。他与他自己手下人员的相互关系也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毛同工作人员、领导人、厨师和招待员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友爱和热情的关系。我没有发现丝毫自负、讲究礼仪、神气十足或其它任何做作行为的迹象。
今年七月，我有幸同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批美国退伍军人一起带着我们的家属重游中国。我们重访了我们驻扎过的所有地方。我们所看到的确实是一个新中国，一个人民穿得好、整洁、健康和幸福的国家。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已不再是我们一九四四和一九四五年时所知道的农村和城市了，今天的重庆也不是三十一年前我所见到的重庆了。看到重庆清洁的街道和大量的住房建筑活动，一个完全靠自己的集体力量建设起来的城市，我不禁流下了热泪。
我的思路现在又回到了开头的地方。也许我现在有点儿洞悉为什么我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时我惊呆了片刻。毛泽东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教导全体中国人民靠团结一致的集体力量站起来的指导者。一九四四和一九四五年我十分熟悉的那一小批中国人是他的学生中的一部分。而他们，加上我最近看到的新中国则是我的老师。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