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刊载文谈苏联青年的情况：《共青团对党规定的一套做法感到厌烦》

【本刊讯】英国《苏联问题分析家》三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共青团对党规定的一套做法感到厌烦》，摘要如下：
如果在苏联年青人中进行秘密的民意测验，看看他们生活中最讨厌的事情是什么，那末，他们未必会把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排在最前面，虽然这些讲话显然值得享受这个荣誉。年青人毕竟不必阅读《真理报》，也不必听塔斯社的广播。
但是，他们不得不参加共青团的会议，这些会议肯定是他们很讨厌的。
对大多数团员来说，共青团的各种活动只是一种强制性的令人厌烦的事情。四十五万个基层组织定期举行的必须参加的会议，由于它们计划好的单调的讲话，消极的、漫不经心的听众以及事先安排的正式选举而声名狼藉。
例如，在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一次共青团会议上，团委会提出了一个主席团的名单。大家什么话也不说就投票赞成。没有人对这个报告提出任何疑问。主席不问谁想讲话“马上就念了放在桌上的一个名单上第一个发言人的名字。按照一张纸上排列的顺序有五个人站起来发言，建议批准团委会的工作。后来人们得知，这些人都是团委会委员”。事先安排的问题公布一个令人讨厌的共青团前领导人的这种描述，显然是想触动一下这个死气沉沉的组织。作家斯捷潘诺夫得到这样的印象：共青团所说的不是它们实际所想的事情，仅仅是它们认为可以被接受的事情。每件事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主席团名单，所有的讲话稿，决议草案。甚至问题也是事先定下来的。这是什么样的会议呀？在会议上，“你在同志们面前念纸上写的东西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斯捷潘诺夫写信后其他人也写了信，但是只发表了几封。冈恰鲁克认为，这些排练得很好的会议是为电影导演开的，不是共青团委员会会议。“事情好象是这样：积极分子均分主要角色，其他成员被认为只不过是额外人员。”在这样的会议之后，很难期望这些普通成员会对共青团的活动比较热情。
一个叫伊拉的姑娘说，在中学时他们讨论有趣的事情，但是目前在大学的会议上却是“令人讨厌的沉默”。农机厂的一位工人谈到他刚参加过的一次会议的情况：五十个成员中只有十七人参加，共青团会议主持人开始念她的报告。五分钟后，坐在后面的人大声喊道：“结束会议吧！利萨娅，我们没有时间再听下去了！”或者喊道：“快，快，快点念！”念报告的人站了起来，对这种行为提出抗议，但是有人劝他不要小题大作，说：“你这是在干什么，我们在座的都是朋友么！”
从苏呼米来的另一封信说，自一些年青专家进入工厂后，情况暂时改善了，但是通常共青团小组长厌烦于看一眼共青团员消极的面孔。“现在，不是每个共青团员都参加会议，来开会的不是看书，就是玩纸”。
一位数学教师阿法纳西耶夫对此有反应，他对这种开会时看书的习惯感到痛心，他说，“从哪来的这种风气，带本侦探小说、或者教科书未开会？”这位教师大声疾呼要反对这种不感兴趣的状况，而（对会议）感到厌烦的学生不支持他，他们显然认为，他们有更好的事情要作。
这位教师对学生的态度有点悲伤，他不知道“共青团员这种冷漠态度”的原因何在，他们除交团费外，别的事都不愿积极地去做。
苏联各地的许多报道认为，漠不关心和厌烦是通常的共青团会议的基调，这些报道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情况能继续下去。从某些方面来看，可以认为，这只不过是苏联政治上一般停滞状况的另一个方面。
但是，由于厌烦频繁而乏味的共青团会议而产生的消极情绪，也许正是个特点，它十分可能使苏联现制度免受群众的批评和根本性的改革，许多党员现在也想根本改革苏联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