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友协刊物《新中国》专辑：《八位美国人回忆同毛泽东的会见》韩丁文章：《详细地询问、专心致志地听》（二）

（韩丁是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全国总务委员会的名誉委员。他写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文章。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他生活在中国，后来又曾几次访问中国。）
记得毛泽东是在一个小房间里会见我们的。房间里除了一张木头方桌和几把椅子以外，再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我们在桌旁坐下来。毛泽东和我是对面坐着，格里·坦纳鲍姆坐在他的左边，周恩来的助手、担任翻译的龚澎坐在他的右边。毛态度友好，但神情很严肃安详。他有十足的自信心，但丝毫不想给人以任何了不起的感觉。他是那样的安详自若、自然从容，既全神贯注地思考着问题，又专心致志地听取别人的意见。
一方面，他心里想着许多问题，因为当时他是在重庆，辟划战后中国的前途。那时，避免内战的可能性甚微，这无疑是他思考的主要问题，同时也是大家在考虑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他对我们所谈的情况很感兴趣，并善于听取。毛一贯地设法通过同抱有各种见解的各式各样美国人直接接触，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的情况，他同我们的会见便是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的一部分。因此，他的很大一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身上。
我记得，我当时以一种令人几乎难以容忍的好奇态度望着他。有关他的图片和报道简直是歪曲了无疑是历史上最为坚毅、最不平凡的伟人之一的面貌。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的前额非常宽而高，快到头顶部才有头发。他那乌黑的头发全部往后直梳，但是前面的几绺头发微微往前倒，覆盖了部分太阳穴。理着齐耳朵的短发。这样，他那半月型的黑发，围衬着他那特别宽大坚毅的面容。比他的前额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他那双锐利机灵，目光炯炯的大眼睛。显然，他习惯于观察他周围情景的每一个细节。
我们是在龚澎的帮助下，安排了这次会见的，本来准备要问他一大堆有关解放区、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的未来等问题。但是毛却把事情倒了个个儿，倒是问了我们许多问题，问的都是美国的情况。格里有过一段当工人和组织工会的经历；我以前是从事过农业，搞过农业工会。毛向我们两个询问了有关美国农民和工人的生活、他们的组织和斗争情况、他们同政府和大企业的关系，以及他们对这两者的态度等问题，不管我们对这些问题能提供些什么样的见识。他提的问题表明，他非常了解美国社会的基本情况，这些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去深入思考。
他问我们：“农业局和农场主联合会有什么区别？”“美国的大多数工人为什么没有组织起来？”“杜鲁门会主张对农民和工人采取什么政策？”对于这些问题是不能够毫无准备、简单地作出回答的。我们对于许多问题的回答都是很不够的，然而即令是在这样的时候，毛也是耐心地、专心致志地听着。因此，我们一点也不感到紧张和拘束。后来又有一天，也就是在他结束了同蒋介石的谈判，即将返回延安的时候，毛邀请格里和我在共产党办事处同他一起度过那个晚上。在场的有周恩来、龚澎和其他几位。那是一个忧郁的夜晚，大家的心情都感到压抑，都在一心考虑着一个问题。由于蒋介石权欲熏心并且断定他在美国的帮助下，能够消灭解放区，因此内战不可避免，爆发内战只是时间的问题。我认为，毛当时邀请我们到那里去，是对美国人民友好和信任的表示。当时的华盛顿政府决心要阻挠中国人民意志的实现，它将不以屠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为满足，但是毛泽东懂得，美国还有着另一个方面。因此他伸出了友谊之手，对于这一点，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我离开时得到的主要印象是：毛是一位专心致志地听别人谈话的人。我当时对此感到意外。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是不应该这样的。因为，毛早期就教导所有革命干部要进行调查研究，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本人在青年时代及往后一段时间里就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各地转，同人们交谈。他每到一处，就召开调查会，通过这些会，他获得了能够据以进行分析和领导的广泛的实际知识。毛泽东乐于向所有的人学习，特别是学习他们所具有的第一手知识。他在同我们的谈话中，这一点也表现得很明显。格里和我都不是什么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人物，而是美国的两名各有自己的社会经历的好心的青年。对毛来说，这就够了。他把我们看作是提供有价值的资料的来源，用了大半个下午同我们友好地交谈。（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