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经济评论》文章：《克格勃在亚洲》（二）

得出的推论是，作为马来亚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作为雅加达的一名共产党的代理人，伊斯梅尔一直在帮中国的忙。然而，人们越来越怀疑，伊斯梅尔可能主要是受莫斯科指挥的，对中国人很可能是搞些玩弄，而实际上是一个双重代理人。另一个可疑分子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马来人，那人定期去雅加达活动，可能是同苏联进行联系的人。
可以肯定，伊斯梅尔的被捕显然使俄国人感到极为尴尬。在这之后，苏联大使马上就去莫斯科“度假”了。
苏联驻马来西亚的大使馆在相比之下规模较小。大使馆只有四十多个官员，但其中只有四名官员是会讲中国话的或是中国问题专家。在全部官员中，大约有十二人会讲马来西亚的几种语言中的一种语言。在吉隆坡的最高级的克格勃官员是苏联大使馆的两名参赞。这两人是巴萨耶夫——马来政治专家，此人长期在亚洲活动；科特尼赫——亚洲地区政治专家，此人在一九六三年因搞颠覆活动而被驱逐出刚果。
在去年九月一日伊斯梅尔公开招供之后，巴萨耶夫和科特尼赫也就立刻动身去“度假”了。这两个人突然离开的时机是引人注意的。巴萨耶夫是在被指名为“共产党或共产党的同情者”的四个人很可能被清除出政治机构这一情况变得明朗的时候马上离开的，科特尼赫是在泰国发生政变之后就动身的。在马来西亚的另一个苏联间谍是谢夫钦科——虽然这不过是说明一种明摆的事实，因为他是陆海空三军的武官，因此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一名特务。伊戈尔的离开本刊过去已说过，俄国的外交手法非常笨拙，统治别人的欲望又非常露骨，非共产党世界完全可以听凭他们充分暴露，可以确信无疑地认为，俄国人总是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是最坏的敌人——就象是中国、埃及和南斯拉夫以及也许还是印度的最坏的敌人一样。
在马来西亚集中体现出俄国人的笨拙的是克格勃官员德米特里耶夫。此人从一九七一年起白天在马拉技术学院教俄文，夜间，人们常常发现他在佩塔林查亚的一家有名的夜总会酒巴间里。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和喝酒直到凌晨，通常是同两个酒伴在一家小吃店里度过黎明的。
经常同他一起的酒伴之一是同伊斯梅尔一起被捕的那个人——《每日新闻》助理编辑萨马尼
·穆罕默德·阿明。不知德米特里耶夫是否预见到那次逮捕，他在一九七六年早些时候返回莫斯科了——虽然同他相识的人认为，更为可能的是，他犯了某种使苏联大使馆和当地警方都感到为难的有失检点的错误。不管是什么原因，对于他在马拉学院的同事们说来，他的离开是突然的，是出乎意料的。
俄国人设法施加影响或拉拢腐蚀的对象——马来西亚工会会员、记者和政界人士——说，俄国特务们往往把咧着嘴笑和拍肩的举动同礼貌混同起来，而人们常常能察觉到在咧嘴笑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根本的轻蔑态度。然而，一些人——包括少数宗教界领袖——还是接受了以殷勤方式提供的“贿赂”和接受了访苏。绝大多数人是在愚弄俄国人。过去毫无办法去国外旅行的人搭上去莫斯科的飞机。
看来，俄国人不重视那些访客在回国后被详细询问（其中许多人在旅行结束之后长时间地受到监视）。然而，许多人还是寻找共产党世界的友好的“容易受骗的”大使馆，以再次得以免费旅行。
新加坡克格勃在新加坡面临着困难的任务。它的战略地理位置对于俄国想要控制这个地区是极为重要的。此外，虽然在亚洲其他地区，俄国人主要是进行渗透和施加影响，但是在新加坡，他们还尽量收集有关中国的情报。由于不准许俄国人在香港立足，他们便寄希望于新加坡和中国之间的人员交往，因为在新加坡，华侨的行动比其他访客所受的限制少。
苏联在新加坡约有五十名官员，其中将近半数被验明是情报部门的官员。然而，克格勃优先考虑的是什么，也许能从如下事实作出推断：虽然至少有九个俄国人会讲中国话，但是其中只有大使和另外一个官员能称得上对大陆中国的问题有点专长。
看来有理由得出结论认为，俄国的注意力虽然部分地集中在中国方面，而主要注意的是新加坡本身。
虽然在新加坡的许多克格勃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官员从表面看来没有多少活动，他们在那里受到严密的注视，但是他们必定把精力用在某些方面。
新加坡和苏联之间没多少正常的外交活动。因此，苏联的活动看来主要是在商业和银行业方面。
莫斯科人民银行使人怀疑俄国人企图靠给人贷款而不需要正常担保这个办法，使公司和实业界人士落入他们的圈套——这样就给俄国人以可用来进行讹诈的一种手段。新加坡正密切注视着这家银行的活动。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