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持不同政见者阿马利里克同西德《世界报》谈话：《苏联是可以改革的》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三月五日报道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阿马利里克同该报记者的谈话，题为《苏联是可以改革的》，摘要如下：
阿马利里克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共产党人。我希望持不同政见者能和欧洲共产党人之间开展某种形式的讨论。”矛盾吗？——并不矛盾。
因为：苏联人虽然想把欧洲共产主义在欧洲当作一匹特洛伊木马——特别是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是如此——来使用，但与此同时欧洲共产党人方面则追求对苏联有更大的独立性，并且遵循更加自由的方法。这就又意味着，他们使苏联感到很不舒服，意味着苏联最终也不会从欧洲共产主义那里捞到什么好处。
这样，阿马利里克的座标图就很清楚了：为了在苏联内部实现民主化，就必须对它施加压力，包括外部压力。
内部的压力还不够大，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内部的反压力还太大。阿马利里克对此已有了亲身的体会。因此，他明确表示欢迎美国新总统来过问人权问题。他认为，卡特身上并没有梅特涅的传统。
他的在外交事务上作为政治上生手的地位，对他很有好处。当然也还存在这样的危险，即卡特将积累起政治经验，然后他的声音可能变小，或者他将成为一个徒劳喊叫的人，因为欧洲对他支持得很不够。
但阿马利里克的声音将不会停下来，因为“欧洲的前途取决于苏联发生的事情。苏联的民主化是欧洲安全的前提”。
阿马利里克用下面的一个生动的例子来描述苏联在国际范围内的态度：
一个小市民、小店主，住在一位专好惹事生非的人旁边。这位恶棍用棍子把小店主的玻璃窗打坏了。小店主为了能同这位恶棍安安静静地相处，给了他相当数目的钱，而对这位恶棍殴打他自己老婆的事却故意装看不见。一直到这个恶棍需要更多的钱之前，这样还算可以，一旦他需要更多的钱，他就不光打碎了店铺的玻璃，甚至连玻璃橱窗也给撬了，接着就索取更多的钱。
阿马利里克是如此地不信任并怀疑苏联，以致“他愿意拿他的脑袋来打赌”，说苏联借西方的债将不会偿还。
如果西方的缓和政策是想保持苏联国内的现状，那么这种政策就算是误入歧途了。只有当一种政策具有道德基础时，这种政策对他来说才是现实的。这种基础在西方社会里就是人权，在第三世界里是反殖民主义，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是平等的要求。
同时，阿马利里克又把希望寄托在外部的影响上，他主张外国的电台对苏联广播。他说：这些广播起着一种很重要的作用。
阿马利里克认为，西方的广播是促进苏联内部发生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因为这些可以使那里的人们拿自己的生活来作个比较，此外对民权运动来说，起着一种乘数的作用。据阿马利里克的估计，西方广播的意义随着反对派的加强而加强。这里有一种相互的作用，因为随着对反对派的报道，反对派就变得更加强大了，并且从内部加强对现有状况的压力。阿马利里克呼吁：“如果西方希望在苏联发生某种变化，那么它就必须加强广播，如果它想保持苏联的现状，那么就必须限制广播的工作。”
阿马利里克希望西方对苏联的强硬态度能收到成效，同时对自己国内的运动也抱着乐观的态度。他的理由是，这种运动已经有十余年的历史了，运动反映了人民的情绪。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反对派，但是这个运动是存在的，这在目前已是众所周知的了。而且许多从表面上了解了这种运动的人，也正在想办法进一步了解这一运动。据他的看法，有一大部份居民赞同持不同政见者的目标，还有很大一部份人在暗地里支持这种运动。甚至在监狱里还有军官们在偷偷地向他表示同情。
除此而外，在苏联的知识界反对派和工人阶级之间还存在着一种不可忽视的关系。阿马利里克说，在这两部份人之间最初似乎根本没有联系。但当在工人阶级中间出现了一种强烈不满情绪之后，情况就变了。基于这样一种原因他还估计，在工厂就近的啤酒馆里反苏情绪要比在持不同政见者的集会上表现得更多。
此外，据阿马利里克说，这个国家技术界知识分子同工人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特别密切的关系。有时候工程师比技术工人挣的钱要少，所以这些人从一开始就设法去当技术工人。他们作为工人也就没有必要在政治上那么暴露。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就从基层进一步宣传民权思想。
就是在军队内也有民主力量。一句话，阿马利里克认为苏联完全是可以改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