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刊刊登欧通讯《伊文思的〈愚公移山〉》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三月号刊登一篇北欧通讯，题为《伊文思的＜愚公移山＞》，摘要如下：
荷兰电影家伊文思在一九七三至七六年间，在中国拍摄的十二部纪录片《愚公移山》来到瑞典了！这一套十二集的影片，开头就引述了毛泽东文章里引用的寓言。瑞典电视一台，在本月十七日晚播映了第一集，长一小时四十分钟，名叫《一个妇女——一个家庭》，内容是介绍北京一间钢铁厂的一位女工人干部的生活。通过这个妇女和她的家庭和工作，较代表性地介绍了中国社会的过去与现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内容与情趣。正如电视播映该片前介绍说的，在这套影片里，看不到象在报章里关于中国的头条新闻那种戏剧性的东西，但我们却可以看到报纸里看不到的：那就是说，看到中国人吃饭，看到中国人笑，看到中国人怎样思想，甚至看到中国人吵架。这是很有意义的。从个人的经验认识到，在西方，除了一小撮恶意丑化中国人形象的人，一般人是没有机会接触认识中国人的，加上过去几十年的反华宣传流毒，即使不明显地丑化，也往往把中国人神秘化起来；神秘就异乎寻常，异乎寻常就疏远了！
所以我觉得伊文思的《一个妇女——一个家庭》很有意义（和他合作拍摄这部片子的还有法国女电影家罗丽丹）。尤其北欧人，能够看见普通的中国人，一家人济济一堂，有说有笑地围着做饺子，做完又高高兴兴地一齐吃，其乐融融，就自然觉得中国人也是“人”，而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远东生物”了。这些听起来都很琐碎，但在北欧银幕上出现，中国人就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并不那么异乎寻常，于是不再那么疏远，而较接近观众了；接近之后，才可以真的把中国人当人，而一些异乎寻常的关于中国人的有意无意的宣传，人们就再不入信了；这就为中外友好的桥梁奠了基。当然，中国人与瑞典人有不同之处。世界各国人民都有不同之处，也有相同之处。
不同就可以交流，互取其长，就多姿多采，生活更丰富了。但异乎寻常或神秘就变得疏远，疏远就不好了。极度疏远就把人不当人看待；过去的帝国主义者（甚至今天还有），不就是到处剥削，做了亏心事，回家还要把“土人们”说得怎样奇异不可思议吗？小时候看电影，见人家把中国人扮演得阴阳怪气不伦不类的，就心里恼怒。。
为什么呢？慢慢开始懂些了：把剥削对象说成神秘异常的，听来就连所谓“恻隐之心”也不易生了，这就埋下了为自己做了坏事进行辩护的伏笔。
再说伊文思这部电影，手法纯朴而到家，一点不夸张地就使人有身历其境的感受。例如北京火车站、公园里、街头、院子、工厂等镜头都真实生动；邻居们一起奏乐有它的闲情与和睦，工人们一起弯钢条也有它的建设与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日常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态度；再看到了生活天天向上的中国人并不忘记过去的苦难：贫农的孩子爱买新衣了，上一代就提醒她，不要忘记自己是贫农的后代，更别忘记世界上许多还受着苦难的人们。譬如铁匠们过去怎样艰苦，在瑞典博物馆里也可见一斑；但在中国，就竟把一副过去要用人力当牛马来推动的落后的弯钢条机械，放在一间现代化的钢铁厂里，年轻的工人或来参观的客人就可以看工人们示范，认识过去的艰苦，不把现有的当作当然之事。
还有，在那位女工人干部的同事接受访问时，大家都说她是好干部，是铁姑娘，但又带着善意的微笑批评她，说她的弱点就是工作方法简单。那位女工人干部听人家说她，她也笑着接受意见，并表示以后回厂，得更多参加劳动。大家的态度都是那么的严谨真诚，而气氛又是那么的开朗活泼。
伊文思是三十年代到中国来拍摄抗日纪录片的，当时用的电影机还留给中国人民作纪念呢！现为北京革命博物馆展品之列。他现年七十八岁了，不但已成电影界巨人，有纪录片先锋之称，而且还在不断工作。《愚公移山》是通过他的友人周恩来总理安排，请他来中国自由采访摄制的，他不仅没有辜负此行，而且把本来只预备停留四个月拍摄一部长三个钟头的影片的计划，改为一住三年，拍出了这一套十二集的人民友谊的花朵。
昨晚看了《愚公移山》的第二集，只一刻钟长，但内容精简充实，看到的是象牙雕刻和“面粉公仔”，还有贝壳砌的孙悟空。其中一副牙雕，上面玲珑地显示出世界古代七大奇迹，包括万里长城、金字塔、空中花园、比萨斜塔等，不但美观夺目，更是气魄雄伟，也含义着中国人民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也同时尊重别人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