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刊登鲍姆文章：《中美联系需要得到新的推动》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二月二十七日刊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理查德·鲍姆的文章，题为《中美联系需要得到新的推动》，《五年来同中国的联系》，摘要如下：
五年前在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结束的时候签署了上海公报，从而形成了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步的脆弱的联系，从那时起，美中关系曾得到发展，然后又减弱了。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发表的这份公报的核心，在于它要求这两个以前是对手的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华盛顿和北京分别在两国首都适当设置了半正式的外交代表（“联络处”），开始了双方面的贸易，并且通过科学、教育和文化交流加强了人民之间的接触。
然而，尽管出现这些关系热乎起来的迹象，中美和解进展得并不顺利。潜在的紧张关系早在一九七三年就重新出现了，并阻碍了关系全面正常化。
台湾问题是使北京同华盛顿发生分歧的主要问题。从五十年代初期以来，北京坚定不移地宣称对台湾享有主权，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另一方面，美国却为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政权提供外交和军事支持。
令人不感意外的是，中国领导人们一直对他们终于认为是美国蓄意规避的态度提出了批评。在美国通过增加贸易和投资、出售军事装备以及在美国开设一些国民党中国的新领事馆的作法来实际增加对台湾的支持的时候，中国领导人的疑虑似乎得到了证实。
使北京更加不快的是，卡特在去年十月同福特进行的第二次电视辩论中申明：“我决不会听任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妨碍维护台湾人民的独立和自由。”这番话显然违反上海公报的精神，即使不是违反它的细节规定的话。它反映了北京同华盛顿之间的鸿沟有多么深。
对俄国人的不同看法也是北京同华盛顿分歧的原因。中国人对俄国人的帝国野心的担心，是毛泽东于一九七一年发动“乒乓外交”的主要动机。虽然“上海公报的精神”在初期很好地适合了对付苏联在亚洲增加军事力量的局面这一目标，但是北京的领导人们对于他们认为美国抵抗俄国霸权主义的意志危险地削弱的情况表现了越来越大的担心。尼克松卸任总统职位以来，他们的这种担心变得特别明显了。
根据中国目前的战略思想，美国要同苏联长期和平共处的愿望是欺骗自己的和投降性的。因此，北京改变了它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的先后次序，把台湾问题放在破坏苏美缓和这一更为紧迫的目标之下的从属地位。
除了台湾和苏美搞缓和这些中心问题外，在美中关系中另外的一些剩余问题也仍未获得解决，从而进一步阻碍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卡特政府可以从几种对华政策中进行选择。
卡特夹在台湾这块岩石和苏联这个坚硬的地方之间，显然选择了“宽宏大量地忘掉”美中关系这一政策。
虽然正如一位北京的美国外交官员最近所说的，中国“显然列在卡特议程的最后面”，然而完全有理由使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联系渠道畅通和起作用。也还有某种理由说明应当在正常化问题上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卡特总统在竞选期间提出的要维护台湾独立的保证——虽然这无疑地是一个本意良好和符合道义原则的姿态
——乃是在正常化过程中后退的一步，因为它表明从美国以前的立场默默地变硬了，美国以前的立场是，台湾未来的地位应当由中国人同中国人自己进行直接谈判来决定。
同样的，北京最近就财产权问题和贸易关系问题曾进行过一些试探，可是卡特显然没有什么反应。这些问题可以在正常化问题之前谈判，或者跟正常化问题同时谈判，这样几乎不会有使美国重大的国家利益或它在海外的形象遭到损害的危险。此外，这些问题的解决显然会使中美贸易得到非常有益的回升。
在发表上海公报后的五年中，人们开头抱乐观情绪，后来就比较清醒和现实地估价中美和解的代价和利益。但是“上海精神”——除去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仍然存在，虽然暂时被人遗忘了。
美中关系完全正常化可能不是一种在眼前将来的现实前景，因为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一些分歧。
卡特总统最好设法夺回已经失掉的七十年代初的势头。否则，“上海精神”现在就有这样一种明显的危险，就是成为一种虚无飘渺的幻想，一个使人悲感地回想起丧失机会的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