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田所的报道：《从南京上海杭州之行看华体制的三个月》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连载该报驻北京记者田所的一篇报道，题目是《从南京、上海，杭州之行看华体制的三个月》，摘要如下：
在中国外交部的安排下，我同各国驻北京的记者在一月中、下旬访问了南京、上海和杭州。以下我将向读者报告各地的见闻和印象。腊梅花开的洋楼庭院
从北京出发时，正是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人们在不断地把花圈送往天安门广场。在距北京九百公里的南京，人们也排着长队走向梅园新村——一九四六年五月，周总理作为共产党同国民党和谈的代表在那里住了大约半年。
天下着小雪，人们朝着周恩来夫妇住过的二层小洋楼走去。院中，腊梅的黄花已经开满枝头。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面对面办公用的桌子以及举行记者招待会严厉谴责国民党的会客室等等，都原封不动地保存着。每一件展品都令人怀念献身革命的这位才智过人的伟人。
我到各地看过以后得到的最强烈的印象是，“四人帮”根本不得人心，即使在“四人帮”的根据地上海也是如此。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人们对周总理无比怀念和信任。建立三个月的华国锋体制，越来越稳定。仅从这些地区来看，华体制日趋稳定是同上述两个因素分不开的。
就是说，华主席迄今作为最高领导人所建树的最大功勋是“果断地揪出了四人帮”。越是揭发“四人帮”的罪行，人们对他们的批判就越激烈，而且就越认识到华主席采取的行动的意义重大。
另一方面、华领导机构表示继承毛泽东路线，同时在执行这一路线时正在全面地采取周总理所采取的政策和方法。从地方上的实际情况来看，也令人觉得这是一个英明的选择。致命的误算
周总理在从建国到去年逝世时二十六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担任总理，工作极其繁忙，但是他经常到各地视察，具体指导工作。
企图篡夺“毛以后”的权力的江青等“四人帮”，就是为了要借文化革命以来的势头打倒周总理及其他老干部。但是，从结果来看，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他以超人的献身精神致力于国家政治从而赢得了人们的爱戴——不能不说是他们的致命的误算。
在“四人帮”的根据地上海举办的美术展览会上，展出了描绘周总理同毛主席谈话和单独指挥作战的中国画和油画。在漫画部分，把“四人帮”画成螃蟹和狗，对“四人帮”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起反面教员的作用
在这种形势下，华国锋体制正在顺利地稳定下来。在人民公社和工厂，都并排悬挂着毛主席和华主席的像。我们所到之处都强调“华就任党主席和打倒四人帮是两大喜事”，甚至数次听到说：“对中国人民来说，揪出四人帮是继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的第二次解放，我们象热爱毛主席那样热爱完成这一事业的华主席。”
可以说，几年前还是一个“朴素的地方干部”的华先生，由于“四人帮”这个难得的反面教员，在收拾毛主席逝世后的困难局面、确定稳定的领导权方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破坏和妨碍生产
“四人帮”是破坏和妨碍生产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翁森鹤一派妨碍生产最厉害的是一九七五年上半年，以致使这个工厂只完成了国家计划的百分之十八。
还有一个例子，是上海市郊的长征人民公社。“四人帮”一伙曾经指示“种菜为主的公社也不要吃国家提供的粮食”。因此，有一年按“四人帮”的指示种了二十公顷（一公顷等于十五市亩——本刊注）稻子，于是这一年向市场投放的蔬菜就减少了九百五十吨。
“四人帮”为什么要把杭丝联的生产搞乱，为什么向市郊人民公社发出意味削减蔬菜生产的指示，还有令人费解的地方。
但是，如果联系到前年上半年“四人帮”成员张春桥和姚文元先后在党的理论杂志《红旗》上发表所谓主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加强阶级斗争的文章，揭开了攻击以周总理为首的老干部的序幕的经过，就会认识到这是“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在生产点强行推行“极左”政策的必然结果
。以批判为动力
我觉得，对继承毛泽东路线，致力于建设“毛以后”的新国家的华国锋领导机构来说，现在怎样以各地展开的批判“四人帮”为动力，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依然是一个重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