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为何在联合国敲桌子

【德国《明镜》周刊１月２０日一期文章】题：来自克里姆林宫的鞋子原编者按俄罗斯联邦驻瑞典大使格里涅夫斯基（６６岁）在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４年赫鲁晓夫当政时期是其发言稿撰写人和裁军问题顾问。格里涅夫斯基根据原始资料和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接近的历史，美苏接近的历史是误解的历史。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持续七天的古巴导弹危机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被看作是人类灭亡的不祥之兆，或者至少被看作是由人类造成的最令人害怕的灾难的不祥之兆。但这场灾难已经多么临近，直到今天没有人真正觉察到。
在从１９５８到１９６４年的危险年代里，赫鲁晓夫是个中心人物，他的行为绝不像西方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不合逻辑，至少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他的行为并不是不合逻辑的，但他也许是个愚昧无知的人。
赫鲁晓夫的对手先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后来是艾森豪威尔的继任人肯尼迪，他们俩都是以门罗总统的名字命名的学说的信仰者。
赫鲁晓夫的驻华盛顿大使多勃雷宁肯定知道门罗学说，但哪一位头号人物会听从其大使呢？这位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不懂得民族心理学。没有一位美国总统会允许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
俄罗斯联邦驻斯德哥尔摩大使格里涅夫斯基最近撰写了一部名为《解冻、缓和、危机和新的冰河时代》的著作。我们可以从这部著作中了解到，赫鲁晓夫绝不像我们当时所认为的那样是单方面的失败者。他实现了两个重要目标中的一个。
如果没有赫鲁晓夫，卡斯特罗在古巴的试验将得到可悲的结局。卡斯特罗把他能够拜访教皇归功于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如果苏联容忍的话，古巴肯定会遭到美国的袭击，而且艾森豪威尔和后来的肯尼迪都赞同对古巴发动袭击。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场危机是从一个最后通牒开始的。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７日，赫鲁晓夫要求签署一个有关西柏林地位的协定。赫鲁晓夫威胁说，否则他将与民主德国缔结和平条约。然后民主德国必须对通向“自由城市”西柏林的道路承担责任。
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第二个愿望是乌托邦思想。他想“埋葬”——形象地说——西方资本主义，至少他想与在西方居统治地位的美国平起平坐。
赫鲁晓夫出身于矿工家庭，当过装配钳工，是一名本该了解老百姓情况的“劳动人民”，但他实际上不了解自己的国家。
赫鲁晓夫想“征服美国”、击落美国Ｕ—２间谍飞机以及赫鲁晓夫太暴躁的性格都与此有关，其暴躁的性格更多的是给他造成障碍，而不是为他提供帮助。１９６０年他在联合国全体会议上怎样用鞋子敲打讲台是令人难忘的。
在１０月１日旨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例行发言时（事实上他不希望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赫鲁晓夫已经大发脾气。他憎恨西班牙外交大臣卡斯蒂略的表情，于是他更换了讲话的主题，指责佛朗哥将军的政权，说西班牙人民的儿子们在遭杀害。
联大主席爱尔兰人博兰打断他的发言，并要求他放弃对国家元首的人身攻击。但这更加激怒了赫鲁晓夫，他更加无节制地咒骂佛朗哥。
西班牙外交大臣卡斯蒂略当然可以用“令人讨厌的表情”回敬他。卡斯蒂略适当地尽了自己的职责，但这使得赫鲁晓夫真的或假装的怒火变得更大。
西班牙外交大臣发言后离开讲台必须从赫鲁晓夫旁边经过。赫鲁晓夫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威胁性地挥舞着拳头向西班牙代表团团长卡斯蒂略猛扑过去，卡斯蒂略与赫鲁晓夫一样也是个矮个子，但要比赫鲁晓夫瘦小得多。卡斯蒂略举起他的小拳头准备迎战。这时，联合国的保安人员匆匆赶来将这两名敌对者拉开。
赫鲁晓夫重新坐下，他的脉搏激烈地跳动。他的手表因表带断裂掉到地上。他想弯腰到桌子下面寻找手表，但因肚子太大弯不下去，气得他嘴里骂个不停。他的手够不着表，但够得着鞋子。于是赫鲁晓夫便脱下鞋子，并用鞋子猛敲木头讲台。
在联合国出现的这一情景仅仅是美国和苏联之间，即艾森豪威尔总统以及后来的肯尼迪总统与党的首脑及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之间持续四年的较量中可以看到的一个高潮。
西柏林适合于作为诱饵。赫鲁晓夫力求为由斯大林占领的领土确定牢固和安全的边界。柏林在这方面起干扰作用，因为西方盟国的权利使民主德国削弱了。１９６１年建柏林墙是个应急措施，某些西方国务活动家，也包括德国的国务活动家根本不愿意看到这种应急措施。
赫鲁晓夫——尽管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
——不能和不打算占领西柏林，但他在这里看到了借助包括柏林在内的德国问题与美国人进行会谈的可能性。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搞冷战的政客杜勒斯只是希望召开外长级会议。而赫鲁晓夫的目的在于举行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四大国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杜勒斯的死使赫鲁晓夫的努力变得容易一些了。赫鲁晓夫谋求访问美国，以便使那里的居民了解苏联政府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希望亲自与艾森豪威尔会晤，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他们毕竟是战友。
赫鲁晓夫把其１９５９年访问美国看作是他个人的胜利（无论是沙皇还是红色沙皇都毕竟没有到过美国），但他害怕任何可能发生的侮辱。
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５日清晨，当时属于世界上最大的巨型飞机图—１４从莫斯科起飞，航向美国。主要目的是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艾森豪威尔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接待客人，并向赫鲁晓夫表明，他将谈到柏林问题。四大国会谈是否能够举行将取决于柏林问题的解决。
赫鲁晓夫在开始其美国之行时，即在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８日在联合国发表演说时宣布了其著名的在四年内实现普遍和彻底裁军的计划。当时大会报以热烈的掌声。坎特伯雷的大主教费希尔说：“没有一名基督教徒能够提出比这更好的计划。”
然后在旅行即将结束时，赫鲁晓夫不得不体会到，他所喜欢的那种勇猛的骑兵袭击战术对艾森豪威尔不起作用。“最后通牒”这个词起了干扰作用。
但当时出现了一种亲密的气氛。赫鲁晓夫邀请艾森豪威尔全家访问苏联。然而当艾森豪威尔的一个孙子想戴上赫鲁晓夫送给他的红星时，却遭到其父亲约翰的阻止。约翰说：“你想一想，如果赫鲁晓夫能够征服我们，他首先将杀害哪个家庭？”
这里也有冷战的气氛。为了创造良好的气氛，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一起散步。艾森豪威尔总统最后承认，柏林的局势不正常。他甚至想考虑撤回驻扎在西柏林的部分盟国军队，他也打算讨论停止敌对宣传和对民主德国的间谍活动问题。但还有这个最后通牒！
是的，赫鲁晓夫回答说，作为对应措施，他打算取消最后通牒，与民主德国的和平条约（这会给西柏林带来后果）也还可以等一等。艾森豪威尔接着说，美国不打算永远留在柏林。那里的占领政权不可能维持５０年。
赫鲁晓夫建议在１９５９年１１月或１２月举行四大国会议，然后艾森豪威尔可以在１９６０年５月或６月回访苏联。气氛明显得到改善，柏林危机得到了缓和。
后来四大国会议没有举行，艾森豪威尔也没有访问苏联。但双方的最高层政治家似乎已经懂得，应该结束军备竞赛和毫无意义的浪费钱财。双方彼此诉苦，因为他们感到双方都是军队和军火工业家们的受害者。艾森豪威尔说，这种竞赛毫无意义，是毁灭性的。赫鲁晓夫点头表示赞同。
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从戴维营返回华盛顿休息。他们在布莱尔大厦的台阶上紧紧握住双手，这是他们在一生中最后一次握手。赫鲁晓夫说，他期待艾森豪威尔总统第二年春天访问苏联。艾森豪威尔许诺说：“我将带上我的全家人。”双方互称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