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文章：《卡特选择令人痛苦的旧时代人物》

说卡特提名的新年阁成员象布热津斯基、万斯、布朗、索伦森、卡利法诺等人，都是越南战争时期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冷战政策的执行人。现在他们又回到政府执掌卡特的对外政策和防御战略，新总统得到的是一笔危险的遗产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十二月二十六日登载该报记者格赖德的文章，题为《卡特选择令人痛苦的旧时代人物》，摘要如下：
街头巷尾，人们都在取笑吉米·卡特的新内阁，因为他选择的一些人同旧时代相似得令人感到离奇。旧时代是指那段血迹斑斑的历史时期，人们称为越南战争时期，这是一场人人都希望把它忘掉的恶梦。
卡特把麦克纳马拉的五角大楼的一些“神童”请回来执政。我们该怎么称呼他们？称呼他们“神人”？
当然，最笑不出口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本来认为卡特可能有同过去一刀两断的胆量或政治远见。而他却复旧了。
卡特任命的高级官员中至少有六位是六十年代撒下弥天大谎时也在台上的人。他们没有一人敢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至少公众没有听到他们公开发表意见。他们现在又回到政府中来执掌卡特的对外政策和防御战略了，谁会相信他们？新总统得到的是一笔危险的遗产。
此外，卡特几乎没有例外地从一个很小的美国人圈子里挑选他的班子。他们大多数人是互相熟悉的，因为他们在公司董事会的会议室、在做买卖、在政府中任职时经常见面。是起草人而不是策划者我们假定这些人都是优秀分子。干练、有经验、精力充沛、讲求实际、而且德高望重；报上介绍这些人时加在这些人名字上的形容词无疑都是贴切的。所有这些人都曾或迟或早地在越南问题上改变观点，承认错误，设法吸取教训，指出这一点也是重要的。
如果他们不改变观点，那倒是异乎寻常的了。在美国，大多数人都改变了他或她对这悲惨的一章的想法。这一悲惨的篇章是公众现在不信任政界和政府的主要根源。
被卡特请回政府里来的这些人并非肯尼迪一约翰逊的越南政策的真正设计人，他们主要是高级起草人和捧场的人，但是他们也没有在为时不太晚之前提出异议。
一九六五年春天，越南已经有四万美军，被称为“雷声隆隆”的轰炸已经在进行了，美国的一些校园开始骚动起来，提出了抗议。哥伦比亚大学的布热津斯基象学术界许多其他人士一样，开始在反战派发起的第一个“宣讲会“上露面。但是布热津斯基出席“宣讲会”是为了替这场战争及其目的辩解的。
布热津斯基象许多主战派一样，在谈到有关的战略和胜利的希望时是小心谨慎的。但是，对于美国为什么有必要卷入这一点，他是说得很清楚的。一九六五年五月，他在一次电视节目中露面，对手是一位早期反战派摩根索教授，这次节目记载了他的一些想法。
布热津斯基解释说：“我们居住的世界将会有许多局部冲突，在这些冲突中，所有大国一定得克制自己，因为它们处于核时代不得不克制自己……在我们时代有一种介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模糊地区，这种发生有限战争的模糊地区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一生中的特征，如果我们能使自己适应这种看法，那就是一种说明美国人民变得成熟和越来越明智的迹象。”
“有限战争的模糊地区”是六十年代战略思想家所喜爱的一个主题，布热津斯基在他现在的一些著作中则把这贬为是为冷战喝采。他曾在约翰逊总统时代任职于国务院，虽然他主管东欧和苏联问题，却以“鹰派”出名。后来，他又变为以主张通过谈判获得解决和对尼克松的战争政策提出温和批评而知名。但是，他最瞧不起的是那些大叫大嚷地反对战争的“自行鞭笞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确定由布热津斯基在白宫任总统的下一任国家安全顾问，这是基辛格从前的职务。
卡特选定的国务卿万斯在六十年代中期麦克纳马拉手下任副国防部长时，也持有这种冷战思想。万斯是一九六四年八月出面讲过以下一番话的政府发言人之一：东京湾事件是敌人的无端进攻，需要用轰炸进行报复。万斯当时说：“形势需要美国采取什么行动，美国就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我们希望，我们采取行动的坚决态度会向共产党人表明，他们要是进一步从事侵略行动是不明智的。”
当然，官方关于东京湾事件的说法后来就没有人相信了，但是，国会匆匆通过的东京湾决议则成了约翰逊政府把战争逐步升级的法律依据。万斯在一九六四年所说的话反映了构成美国基本（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二版）战略的内容——猛烈袭击敌人，看看敌人是否准备谈和。河内和越共对这一做法没有采取合作态度，因此袭击越来越猛烈，直到参加这场战争和对老挝及越南进行大规模轰炸的美军达到了五十万人。
目的是什么？万斯象那个时代许多其他忠实的发言人一样，用最强硬的措辞答复了这一问题。他的答复是：美国的生存取决于在印度支那取胜。万斯一九六五年十月在向国防承包商发表的演说中说，越南是检验美国决心的试金石。
下届国防部长布朗当时是负责轰炸的。布朗也是麦克纳马拉培养的“神童”。他当时任空军部长，他在一九六六年五月说：“空中力量已使我们能以远远不到所需兵力的半数不断击败敌军。”
在卡特的内阁中将有另外一些人，这些人或多或少参与过在冷战方面作出的那些错误估计。
肯尼迪的助手索伦森被认为是充当过许多煽动性的文章的捉刀人，这些文章为那十年的冲突
——公开战争和秘密战争——定下了基调：“……为了确保自由的生存和成功，我们将付出出一切代价，肩负一切重任，应付一切困难，支持一切朋友和反对一切敌人。”
今天，这些话引起了一些特别的反响，因为我们知道了中央情报局为支持朋友和反对敌人而从事的一些谋杀阴谋和其他的秘密行动。现在，索伦森将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负责把这个局的改革工作继续下去。
卡利法诺从麦克纳马拉领导的五角大楼成员变成为白宫的成员，人们认为这位新任卫生、教育、福利部长是这两个地方的“神童”。他作为约翰逊总统助理的主要工作是拟定国内的计划和立法。如果他对越南战争有任何疑虑的话，他在离任前一直对此保守秘密。
一九六五年当美国各地的抗议加剧的时候，卡利法诺代表总统接受了美利坚大学的二千五百名师生员工署名的一份八英寸长的请愿书。卡利法诺说：“当然，我们承认有持不同意见的权利，我国在越南的士兵就是为争取这种权利而在越南作战的。但是，这表明美国大学生和美国公众中压倒多数的人是完全支持总统在越南的政策的。”
甚至在一九六八年初，卡利法诺仍然坚持认为，膨胀了的战争预算并没有阻碍在伟大社会这个口号下执行的国内计划。他重申：越南是“美国人民曾经遇到过的对意志的最大考验之一”。
将成为卡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经济学家舒尔茨在越南战争的经费已升级到超出预算的时候任约翰逊的预算署署长。在一九六六年的几个月里，国会里一些有影响的议员一直坚持认为，约翰逊政府在公布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实支费用时少报了一百亿到一百二十亿美元。但是，政府一直予以否认。
国会的怀疑结果证明是对的。约翰逊政府不得不要求增加税收来支付战争的费用。但是舒尔茨可能是受害者，而不是刑事犯。在重写这段历史的时候，看来舒尔茨和其他的经济顾问是上了五角大楼和白宫的当，就象国会和公众上五角大楼和白宫的当一样。
同时，我们了解，在那些具有眼力和勇气识破冷战词汇和反对美国卷入越南内战的民主党政治家中，没有一个人被卡特安插在新政府的高级职位上。扎根在美国公司卡特从什么地方找到这些人的？他们在美国社会中代表哪些人？总的回答是，尽管卡特在竞选时发表了一些讲话，他仍然使权力恢复了正统的自由主义色彩。比较具体地说，他已经保证，美国的企业仍然是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企业。自由派和保守派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是一致的。
卡特从美国所有的有才干的和有经验的人当中挑选了三位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董事（万斯、布朗和被提名的住房和城市部部长帕特里曼·哈里斯）在他的内阁中任职。他本来还要挑选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一位副经理，但是她拒绝任职。
他的内阁包括一位泛美航空公司的董事（万斯），一位平等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被提名的财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一位西方电气公司和雷诺兹公司的董事（被提名的商务部长朱安妮塔·克雷普斯），一位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董事（哈里斯）。
这并不是民主党政府中独一无二的或者甚至是不寻常的情况。民主党一向在竞选期间对大企业作长篇大论的演说，但是然后就转向华尔街和公司的董事会的房间去寻找有管理才能的人。卡特采取这种做法的程度可能比他的一些前任更甚一点。当然，当这些人进入政府后，就会断绝与企业的一切关系。提出所有这些公司的关系并不是暗示这些人中的任何人在政府中任职后还会继续代表着这些机构，而不代表公众。但是这样确实提供一些线索来说明他们来自什么地方，他们对世界和我国可能持什么看法，更不用提卡特自己对事务是怎样看的了。
看来，这个国家比卡特在竞选期间所宣扬的远见要小得多。卡特自己的眼光也许也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