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读卖新闻》刊登日本作家清冈卓行文章《同邓颖超握手》

当佐藤女士提及周总理逝世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接待厅里，两国人不觉一齐浮现了泪容，这种光景，实在是超过国境，使我现实地感到了两国人民友好的感情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二月二十二日刊登日本作家清冈卓行的文章，题目是《同邓颖超握手》，摘要如下：
作为受中国邀请的日本作家代表团的一员，我从今年（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底到十二月中，访问了北京。回到东京以后，可资怀念的事情很多。如果举出其中之一的话，也许会被认为说得奇怪，那就是同中国人的握手。
最近大约十年间，我在日本握过多少次手呢？可以具体想得起来的，大概不满五指之数。与此相反，仅在半个月左右的中国旅行中，我大概握手三百次以上。这可以说是日中友好的象征，是意想不到的体验。在这许多的握手中，难以忘记的场合，在我来说，有好几次，这里只想提出其中一个场合。
旅行第九天的十二月七日，上午十时半左右，日本作家代表团进入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是为了与邓颖超女士会见。她在五天之前刚就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在宽阔的大厅入口处，我们一一行礼，就是在那个时候，邓女士握手的风度使我受到了感动。
带着微笑的平静视线。握手既不强又不弱，恰如其份的温暖。不仅只是用右手，而且左手手掌轻轻地放在对方的右手背上。不用说，我也这样做了，一种亲切严肃感，是握手那一瞬间的感受。我这样说，不能说我没有自己的感情注入进去。但是，也许是有了自己的感情，这种感受就更久、更深。
大大的接待厅，屋顶很高，正面的墙壁上是一幅《延安的宝塔》绘画。在那里进行了两点钟二十分那么少见的长久的会谈。临离开人民大会堂时，这一次与邓女士握手告别。与头一次并无不同，我再度心感敬佩。
但是，她和日本作家代表团之间，谈了些什么呢？如果不接触到这一点，我这篇文章最多只有一半的意味，邓女士提及，就中国来说，一九七六年是最悲痛的一年，从四月到十月，是建国以来最困难复杂的时期。不用说，前者指的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的逝世，后者指天安门事件、大地震、四人帮的暴行及其遭到粉碎等等。然后，她赞扬了华国锋主席的领导，提到文艺方面有极大可能性出现新的百花齐放局面。她的语调平稳朴素，也有时激烈，充分显出头脑的清晰。
井上靖团长在致词中讲了许多，其中，最使我留有印象的，是他在一九六一年时作为访华代表团的一员，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总理见面时，话题偶然转到毛主席词《雪》中的成吉思汗，周总理提到，「那是《苍狼》（井上靖氏的以成吉思汗为主角的小说）啊！」井上团长提到这件事时，表示当时很是感动。
后来，井上夫人、岩谷大四、伊藤桂一、我、辻邦生、大冈信、秦恒平、白土吾夫（访华团秘书长）、佐藤纯子（秘书）依次讲了旅行的感想。邓女士说，井上团长让全体成员都讲话的做法是「民主的」，惹得大家都笑了。
这里面，也有难以忘记的场面。那是佐藤女士提及周总理逝世时的事。她说，在一月的报纸上，看到了党旗覆盖的周总理遗体旁边邓女士所写的花圈飘带，上面用大字写着「哀悼恩来战友」，旁边写着小小字体「小超敬献」。「那时，我……」佐藤女士说不下去了。我也不觉流出了眼泪。坐在邓女士旁边的一排中国人，有的摘下了眼镜用手指拭揩眼角，有的取出手绢来。
那些人有对外友好协会的王炳南会长，有优秀的文学家、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的刘白羽顾问，有外交部亚洲司的王晓云副司长，还有中日友好协会的孙平化秘书长。可以说，都是老资格的有力人物。这些人的后面一行，坐的则是年轻一代的各位翻译。我们距离他们较远，看不清他们当时的模样，第二天，我听到其中的两位翻译用日本话说，「我也哭了。」
这里要岔开一句，有一天，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氏对我们访华团说，「日本人确是爱哭。」他曾体验过战争的辛酸，他的观察大概是根据许多事实，具有深切真实性。我也全盘接受了那句话。
我这话并不是什么伤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接待厅里，两国人不觉一齐浮现了泪容的光景，实在是超过国境，使我现实地感到了两国人民友好的感情。
（原载香港《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