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与伟人（三）

北京之所以对波恩感兴趣，似乎是因为人们认为联邦德国是西欧最有经济和军事潜力的国家。人们相信波恩与巴黎、罗马和伦敦相对，对美国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
１９７６年４月在我访问中国半年以后，邓小平被毛打入了冷宫。在波恩看来，似乎最终是文化大革命和江青充满憎恨的欲望不可思议地取得了胜利。这些消息令我忧伤——一方面出于对中国的好感，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担心文化大革命对西方将产生影响。我在本国见到，传染性的思想癔病使大学生们背离了道德规范，把他们诱向毁灭性的唯意志论。
自１９７６年９月毛逝世，文化大革命也很快就结束了。江青及其他追随她的文化大革命领导人遭到逮捕。１９７７年夏天邓出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们开始实事求是——这一富有儒家思想的成语是邓的口头语——而不再从主义中寻找真理。
邓小平成了推动中国走向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最具威力的人。
自１９８４年中国决定进行经济改革以来，西方的报纸刊登了许多评论文章，有些强辞夺理，有些比较委婉。伦敦的《经济学家》刊登了一篇以《中国认为：马克思主义已过时了》为题的文章，大谈什么“与革命背道而驰”这类夸张的词句。
我在实地亲身经历了他们准备改革的最后阶段之后，得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印象。我觉得，他们并不是放弃共产主义，而只是竭尽全力要把经济理想转化成现实。每一个经济学家都知道马克思并没有试图为共产主义经济体制提供现成的答案。在北京，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某些愚蠢的经济政策、手段和要素已完全陈旧不堪。当我１９８４年在中国作私人旅行时，深切感到了邓小平的知名度。中国人把所有改善生活条件的希望均寄托在他身上。邓在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里会见了我，９年前我第一次访华也在那里同他会见。他刚过８０岁生日。但给我的印象是精力极其充沛，会谈时自始至终谈笑风生和幽默。（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