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刊书摘《苏维埃式的不劳而获制度》（完）

“您上哪儿？”司机问我。我告诉了他。
“上吧！”说着，他打开了后车门。
我的向导说：
“这是一个‘纳列瓦’的机会。”他的意思是司机不会白白为我效劳的，他要索取小费。
“纳列瓦”从字面上来看，是说“向左”，但真意却是“外快”，或者说是“桌子底下的买卖”。
其实，这种事在马路上是经常发生的。一些人会向你推销圣象，或者黑市交换钱币。这些都是围着旅行者们的非法活动。比如说，大学生会向你搭讪，问你有没有唱片或者衬衫卖给他们。又比如，这个大饭店的经理，在递帐单的时候，会向顾客窃声低语：“您要付七十二卢布。若有美元的话，五十元就够了。”这位顾客在这件事上省了四十六美元；经理呢，转手到黑市去卖，就赚到大约一百三十卢布，那儿的牌价是官价的四倍。
一位化学家，他是专门秘密制造伏特加的，在一个加油站里连续不断搞了五年。他告诉我说，往往在星期五下午，他都能获得汽油。不管是公家司机或是私人司机，都有一个癖好，爱在停车场上，或者在他们的车库里，偷取停在那儿的汽车上的汽油。这些汽油都是用政府发的汽油票买来的。“每当司机们经过的时候，他只须伸出两只手指，三只或四只手指，我就能得到二十公升，三十或四十公升的汽油。司机们分文不掏，我呢，通常也只付三分之一的价钱。”请一位外科医生治腿要贿赂五十卢布
醉心于这种生意上“纳列瓦”的人，并不都是为了钱，也并不一定是非法的。有时，他们也提供一些稀缺物品给他们的朋友，也给一些对他们有用的关系。有一个晚上，我和妻子正在安德列家吃饭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安德列去接。过一会儿，他走近我，问我有没有办法弄两张国际曲棍球决赛票，瑞典对苏联的。我正好有两张票，原想送给他们，还没来得及出口。他一听有票喜笑颜开，立刻回电话告诉了他的朋友。回来的时候，嘴角上还挂着满意的微笑。
我有意让他和他的朋友去看比赛，但是他说，他不要这两张票，要把它们送给朋友。他向我解释道：
“您帮了我一个大忙。这两张票给了一位妇女，这是最好不过的了。她是莫斯科一家大食品商店的经理。今晚我们吃的这些东西，全是亏了她才弄到手的。我不好送钱给她，因为人家送她那么多东西，她现在已经有一大笔财产了。她有一种偏爱，即爱看曲棍球赛。她已弄到了一张票，给了丈夫，她还想另外要两张。这样，她就能和她的情夫一块儿去了。”
在其它地方的接触，使我觉察到这种买卖是多么广大，在整个苏维埃联邦，都存在着这种不合法的勾当。在巴库，我曾和一位青年司机聊天。他告诉我，在他家乡，必须用五百卢布贿赂警察，才准许购买地皮，才能得到建筑许可证。象巴库这样的城市，要出四百卢布，才能得到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职业。
一位工人向我说，他在一次升降机的事故中摔伤，花了五十卢布，才请了一位外科医生（国家医院的）作手术。还有一位司机，为了给妻子镶上三个假牙，不得不花了一百五十卢布。在亚美尼亚的埃里温，一个卖乐器的悄悄地跟我说，只要比原价多付五十卢布，他就能卖给我一架进口的手风琴，这当然比我在橱窗里所看到的要好很多。在第比利斯，有人告诉我，一个学生为了考进医学院，要出贿赂一万三千卢布。
有一件事，使我很惊讶，这是一位工程师的所作所为。他从一家大的汽车制造厂，专门为政治局委员们生产轿车的莫斯科吉尔工厂，偷了足够的零件。给自己装备了一个汽车车队。车队安装完毕，唯一的问题就是怎样出门了。于是，他去找看守，有钱能使鬼推磨，看守答应装聋作哑。总有一些东西能偷
报纸上曾揭露过大规模的贪污事件。一九七三年，在立陶宛，报纸曾揭发一贪污集团，拥有价值二十六万卢布的纺织品。另一桩，在阿塞拜疆，非法倒卖果子露六十五万卢布。第三起，一个盗窃集团，从莫斯科的一个金钢石琢磨工厂里，偷走了价值七十万卢布的宝石。一九七五年初，莫斯科审讯了一个犯罪集团，其头子被判处死刑。
他们通过投机方式，赚得利润估计有二百万卢布。
说明黑市的最好例子，是完全的地下工厂。一九七二年，巴什基里亚有一家地下工厂被揭露出来，他们非法制造塑料用品，如枱布、女式凉鞋以及其它商品。两年之后，报纸上又点出一个敖德萨的集团，他们偷窃国家皮革，裁制精美服装，赚取高额利润。
当局特别关心这种反常经济所造成的国民财产和工作时间上的巨大损失。
问题是复杂的，就象一位苏联人所说的：“在零售商品的过程中，问题是谁都在偷，但又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关起来。”这种说法相当普遍。
而政府选择了实用主义的手法，他们逮捕、揭发和惩办一些罪大恶极的从事非法投机活动的人（条件是不要使党难堪）。
按照苏联人的习惯，他们辛辣地嘲弄这种情况。伊凡对伏罗吉娅说：
“我想，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了。”
“怎么会是？”她问伊凡。
“因为，每个人都在偷国家的，而国家总有一些东西给人偷。”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