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与伟人（一）

【本报讯】西德前总理施密特最近发表一本名为《大国与伟人》的书，现将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内容摘译如下：
我就任联邦总理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便邀请我访问中国。
１９７５年秋天我到达中国。当时周已病得很厉害，不得不由副总理邓小平代表他出面接待我。邓是一位令人钦佩的人物，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威望的人物之一。
在官方宴会中，表现出来的这一巨大国度所拥有的悠久文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宾客围着一张张点缀着塑料花的圆桌就坐，一道道菜肴与其说是美食，不如说是艺术品。我们当然拒绝用刀叉，同中国人一样用筷子。在飞机上我们已作过练习。当我显得过于笨拙时，邓便高兴地帮我纠正持筷的姿势。
宴会中中国乐队演奏了德国乐曲。我还清晰地记得其中有一首曲子是《门前的水井》。
当时毛的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我很担心激进的信仰者的狂热还会进一步摧毁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珍贵的财富。在这之前我们对那些年月中所发生的荒谬行为与暴行早有所闻。
毛主席的影响当时是显而易见的。每一个同我谈话的人都引用毛不久前对我讲过的话。他们讲的话全然不是自己思想性的表述，而仅仅是解释毛那木刻般缜密的言辞。显然他们都非常及时地得到毛同我谈话的整理稿。这或许同当时党内的矛盾有关。周在世之日已屈指可数，毛看上去也不久于人世了。同我谈话的人或许想以这种方式掩饰自己，以便在那场迫在眉睫的斗争发生之后免受牵连。
毛居住在曾是御官的“紫禁城”，住处内外均很朴实；墙上没有画，几件办公家具，几张围成半圆的沙发椅。毛站着欢迎我们，这位被广为颂扬与诽谤的人留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下颚低垂，嘴张开着——一副憔悴的脸容。我当时担心，毛已不能进行谈话。他声音喑哑，发音不清。
然而我们这种印象是错误的。我们刚就坐，一场活跃的争辩便开始了。从生理角度来看他毫无疑义地已是一个病夫，但他的思维依然活跃。毛就坐时说，他的腿已不听使唤，讲话也感到困难。
３位女译员（其中一位是副部长）在翻译前，先磋商一番，他究竟说了些什么。这种情况在谈话中常常出现，有时她们回问。若几次重复后她们仍没听懂，毛就把他的话写在小纸片上。显然人们已习惯了这种程序，因为一切都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时而伴着３位女士的笑声。
谈话是以彼此间的恭维开始的。毛说：“德国人伟大。”随后更进一步地说：“西德人伟大。”我谈到了中国人民近２５年来在他的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我还提到我的国务秘书玛丽·施莱很喜爱毛的诗词。毛回答道：“顺便说一声我不会写诗，成就很小。但我懂得如何领导战争，如何打胜仗。”
我们就这样很快地转入到他显然已准备过的题目，其中之一：莫斯科的真正战略。
我说：“根据我的印象，人们必须把莫斯科领导人的言论与行动加以区别。自赫鲁晓夫政权末期及以导弹入侵古巴的计划中止以来，苏联的对外行动实际上比其宣传更加谨慎”。
毛同意这种分析。但他又认为１０年或２０年之后，形势会改变。他说：“会同苏联发生战争的，而西方目前的防御却形同虚设”。
我反驳道：“我们的防御是很现实的，而且极其有力，正是这种军事保障使我们自由地同莫斯科及其卫星国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甚至是合作关系。”
毛答：“我知道，尽管如此，却还会爆发一场战争，在我看来，你是一位康德信徒，但理想主义并不好。我自己是马克思的学生，我并不看重理想主义，我对黑格尔、费尔巴哈感兴趣。克劳塞维茨曾讲过很有道理的话……。”
我打断了他的话：“但我偏向于把克劳塞维茨的话作为对军队的训导来读，即使在战争中也应当以政治领导作为优先。所以我得出如下结论，战争仅仅是许多可供政治领导选择的途径之一。决不能把战争作为唯一的途径。”
毛继续说，防御始终比入侵好，因为入侵一般必遭失败。威廉二世、蒋介石和入侵越南的美国人都遭此结局。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