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非洲》载文谈我同非洲国家的关系

【本刊讯】在巴黎出版的《青年非洲》周刊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三日至二十日一期刊载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取得胜利的次日，许多观察家曾预言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将受到削弱。
他们的论据很简单：萨文比和罗伯托的运动已经失败，因此北京必然要自食其果；因为众所周知，非洲人不喜欢失败者。
然而，在安哥拉冲突结束后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这些预言破产了。毛的使馆不仅仍在大陆上存在着，而且显得更为活跃，更为引人注目。就在最近几周北京的使者陆续在阿比让、达累斯萨拉姆、卢萨卡和金沙萨出现。
乌弗埃一博瓦尼总统今天仍然是非洲唯一的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他利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他的首都举行会议的机会同毛的一位全权代表进行了会谈。这一事实不能被认为是没有重大意义的。
还有一些国家的首都在坦桑铁路隆重落成典礼之余接待了中国的官员。这条铁路的经济利益是明显的。
此外，中国领导人在他们的代表团以这种方法在非洲活动的同时，在北京接待了博茨瓦纳国家元首卡马。有人说，在这次访问结束时，卡马得到中国把坦赞铁路修到博茨瓦纳的同意。如果这一行动得到实现，这将是对南非种族主义者的一次重大打击。只要他们（中国人）遵守周恩来在他的著名的非洲之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九六四年）时确定的原则，他们就掌握了一张宝贵的王牌。这张王牌就是通过他们的谦虚、诚挚、有效和审慎兼备的专家进行的“平地起家”行动。这些美德在非洲人眼中较之大量资本的输入要贵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