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法兰克福汇报》文章：《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派不投降》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七月三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布拉格之春可能重演》，副题为《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派不投降》，摘要如下：
一位布拉格搞地下活动的科学家在一九七四年二月的一份报告中估计，捷克斯洛伐克的“潜在反对派”占居民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可是，他认为只有一小部分（“几千人”）有勇气积极从事反对现制度的工作。翻印私下出版物，散布反对派的杂志、传单、号召和国外出版的东西。更加小的一部分人敢于坚定地、十分坚决地以自己的名义公开讲出自己的反对态度，一九七五年四月至五月进行的第一百七十三次政治性抄家证实，这种人不到二百人。潜在的反对派的核心是由五十一万八千名被开除出共产党的人和二十万被开除公职的人的一部分所组成。
撇开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被警察局解散的“革命社会主义党”不谈（这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反对派集团），从反对派的初期活动（一九六九年五月至九月）中可以看到四个特点：一、没有任何组织的自发性；二、它不是通过入侵本身，而是通过胡萨克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七日接管政权后实行的重新专制化产生的；三、非匿名的合法性；四、同失败的改良运动有着直接的人事和思想上的连续性。这时期的反对派声明几乎全是向党的新的领导发表意见，他们试图同党的新的领导建立对话。在地下入侵一周年时（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捷克警察对群众游行的血腥镇压以及一九六九年底实行大规模清洗才促使改良派共产党人放弃不离开合法地盘这一当时已是天真的意图，并决心组织地下反对派。
改良派共产党人的重新思考过程比较复杂和长期。温和的和激进的改良派共产党人之间的讨论，拖延了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一九七○年夏天才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社会主义运动”的成立而采取了这种决定性的步骤，该运动在一九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的宣言和一九七一年二月的“小行动纲领”中宣布了它的目标。
这个组织不久就成了最强大和居领导地位的反抗集团。它并不自称是单纯的共产主义集团，而自称为多元的一社会主义的集团。
到一九七一年夏天，反对派已组织到敢于同现政权发生第一次公开对抗的程度。它认为一九七一年底的议会选举是公开进行斗争的第一个大好时机。由“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社会主义运动”起草、有另外四个反抗小组签名的、解释公民的宪法权利（秘密选举：不参加选举；划掉候选人）的号召书在一九七一年九月至十一月在全国所有大城市散布了十万份。虽然号召书的散发是以非法形式进行的，而内容却完全没有超出法律的范围。但是现政权的回答是发起一个逮捕的浪潮（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二年二月），这个浪潮导致了一九七二年夏季的公开审讯。尽管如此，鼓动是有成效的：百分之十的人弃权，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人投反对票，尤其在工业中心是如此，这个数目大致相当于“潜在”反对派的实力。
现政权一九七二年对反对派的严厉打击，虽然使反抗活动瘫痪了几乎一年；但并没有把反对派消灭掉。反对派想要什么可以理解，反对派首先要求撤走苏联占领军，以消除那种外来的强权政治因素，这个因素曾使得窒息改良运动和倒退极权主义成为可能。这种要求的提出并不是出于狭隘的主权考虑，而是考虑到欧洲裁军的更广泛的前景，这种裁军将使苏联从捷克斯洛伐克的撤退不是一种孤立的行动。当然，苏联撤出捷克斯洛伐克将不会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苏联的范围。
对于反对派来说，要苏联撤走只是为了达到另一种新的改良的目的，这种改良是通过制度的深刻的演变来建设另一种结构。定时引信在政治上，反对派是代替现制度的唯一现实的选择可能性：通过其七年多的存在和继续存在，它证明是一种潜在的政治力量。它担负了一种定时引信的作用，这个引信可能有一天引起一种突破，以解决官僚主义的权势阶层和受束缚的社会的客观要求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