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罗斯托文章：《国家的安危-----狂澜可挽吗？》

【本刊讯】美国《战略评论》季刊一九七六年第二期，刊登前美国副国务卿尤金·罗斯托（现为大西洋公约协会主席）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国家的安危——狂澜可挽吗？》，摘要如下：
现在，该是我们讨论一系列真正可怕的问题的时候了。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不仅使美国人民担忧，而且使西方世界以至整个世界放心不下。
第一个问题是：美国及其盟国是否处在危险中？
对这个问题，清醒而合理的答案只有一个：对，美国及其盟国是处在危险中，而且这个危险正在与日俱增。衡量这个危险的一个明显的尺度，就是军事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平衡。
一个令人不安的政治和心理现象是，如大西洋公约协会去年十月在巴黎召开的大会所指出的，“虽然苏联对北大西洋联盟的威胁加剧了，但西方舆论对这点的认识却减弱了”。自三十年代以来，我们还未见过象这样逃避现实的。三十年代时，整个西方舆论都犹豫不决，直到后来想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经太迟了。
我的第一个问题和答案，引出第二个问题：我们是否有作为自由、民主的国家而生存下去的意愿和见识？这个问题的另一提法是：狂澜能挽吗？
自从一九四五年或一九四七年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非战非和的阴暗处境里。在这个期间，我们作出了漫长而代价很高的努力，我们既得到成功也遇到挫败，最近的一次是在印度支那的惨败。美国人对这种努力感到厌倦，并且确信一定有某种容易的保护国家的办法。他们渴望回到十九世纪的孤立主义政策去。这种渴望当然只是幻想，但却很强烈。在这个日益显示出与三十年代相似的世界上，我们能否构想出并执行一种防止和避免战争的政策？今天这个世界，我们必须称之为“战前”的而不是“战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对我国切身利益的威胁往往是隐晦的，巧加掩盖的——不是公开入侵，而是侧翼包围；通过代理人来进行战争；玩弄高招，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公然挥舞刀枪。
要是我国政府把局势如实地告诉大家，并且提出足以应付这一严重局势的对策，我相信，我国人民一定会做一切必要的事情来维护国家利益，制止战争。但是，当我国领导人告诉我们说情况正在好转，当人们正在就究竟要削减多少国防预算进行争辩，当我国多年来最好的国防部长由于不肯同意总统提出的削减国防预算而被撤职的时候，人们怎么会认真看待苏联政策所造成的威胁呢？
第三个问题，是接着第二个问题而来的。索尔仁尼琴在几个月以前提出：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以苏联取得胜利而告终（欧洲、中东和第三世界其它许多地区，正在无可避免地落入苏联控制之下），争夺美国本土的第四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进行了。这个说法对不对？
究竟索尔仁尼琴说得对不对，要看欧洲、中国、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人民和领导人采取什么行动而定。但他们采取什么行动，却肯定要受我们的行动的影响。
欧洲人民还没有丧失他们保持独立的性格和意志。同时，我深信，我们只要愿意，就一定能够巩固我们的各个联盟和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并且能够执行一种政策来制止并扭转导致世界大战的危险趋向。但这种努力不能推迟过久。时间紧迫，在这种压力下没有喘息可言。（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我们有必要详细审查我们的中东政策，因为中东是整个斗争中最紧迫、最危急的一条战线，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很重要。我们如果在这条战线上输了的话，就不仅是输了一次战斗，象在越南那样，而是输了整个战争。这是因为，中东问题不仅关系到以色列、黎巴嫩和约旦的生存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命运，而且关系到欧洲的独立，从而关系到世界力量的平衡。倘若我们被赶出欧洲和地中海，倘若欧洲芬兰化或波兰化，我们就会在一个凶险的世界上孤单独处，就象英国在一九四○年法国沦陷后的处境一样。
而且，我们那时那刻的处境，与一九四○年的英国还有很大的不同。一九四○年时，英国总有理由期待着有那么一天，苏联和美国会卷入战争，把希特勒打倒。而现在，如果我们不赶快恢复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地位，并且维护我们同中国与日本的关系，那就不会有盟国来同我们一道进行这场斗争，我们就会在这个敌对的世界中成为真正孤单单的一个。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武装到牙齿来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呢，还是接受苏联设想的缓和所要我们扮演的角色——由我们和西欧忠实地以优厚的条件为苏联提供食物、消费品和高级技术，而把世界政治交由苏联去处理呢？
每一次民意测验都表明，人民知道我们的外交政策有一些根本性的错误。今天在美国，很少人相信美国是做了它必须做的一切，来在这个危险和动荡不安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安全。
当前国内有着一股强大的关心国家安全的潮流。无论我到什么地方，在什么类型的听众中讲话，都看到这股潮流。政治家们如果继续忽视这种巨大的力量，就必将被历史所淘汰。
自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来，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国务卿，现在还要加上福特总统，都要求美国人民相信，他们已同苏联达成了一种他们称为“缓和”的关系；苏联在世界政治中的行为已经改善，比以前“讲理”了；冷战已成为过去，已经为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和平谈判的时代所取代。
所谓已同苏联达成缓和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谬论，一半是宣传，一半是幻想。这已远远超过政治吹牛所许可的限度。但它流行甚广，影响甚大。如果最高级的官员们坚持一再说些与事实风马牛不相干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就差不多没有可能了解局势的真相了。
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并没有改善。苏联的政策仍然同过去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压力更大，方面更广，更加狡猾，更难对付而已。在苏联的政策里，“谈判”并没有代替“对抗”。苏联还在继续推行它的扩张计划，其后盾是现代化的海军和空运能力，以及规模和增长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军费预算。
今年一月三日，福特总统竟然把我们同苏联之间的问题说成是由于我们两国都是“超级大国”而产生的自然结果。他说，缓和是我们同苏联的一种“工作关系”，两个超级大国通过缓和来“共同努力减轻紧张局势，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免敌对，并在全世界范围内改善关系。我认为，放弃这种工作关系而回到冷战，对我们美国人和全世界来说都是很不明智的。”总统接着说，他认为：“任何一位候选人，只要他说‘放弃缓和’，他早晚必然失败。”
总统这番讲话，是集错误之大成。
首先，苏联之所以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它是超级大国，而是由于它实行扩张主义，有时还进行侵略。
其次，我们和苏联合作来缓和紧张局势，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免对抗，并在世界范围内改善关系，那样的工作关系并不存在。苏联的所作所为，无论在中东还是远东，都在一切方面同总统的说法相矛盾。苏联人远没有同我们合作来缓和紧张局势，而是违反他们向尼克松总统所作的具体诺言，支持了那些与缓和的根本前提不相容的战争。
最后，总统谈到“回到””冷战中去的问题。这是现政府为其外交政策辩解时最爱用的一种说法。可惜，冷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们只不过是停止说它罢了。当今，冷战在黎巴嫩、以色列、葡萄牙、西班牙、安哥拉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所造成的压力，远较柏林空运的压力重大。
世界政治的主要问题，是苏联的扩张主义。苏联利用一切机会来推行扩张政策。现在，它以世界规模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这个军事力量正在以每年至少百分之五的速度增长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出于军事上的常识而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结为盟邦，尽管我们不喜欢斯大林的政权。今天，我们又出自同一理由而同共产党中国密切合作，虽然我们并不支持它在国内的政治做法。我确信，外交政策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它取决于需要，而不是可以随意挑选的东西。我认为，支配我国外交政策的，应该是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也只能是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中美和解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世界政局中最有意义并且有可能是最建设性的变化。
我们今天的安全地位，从根本上说，比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是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其原因就是中美和解，以及中美和解所带来的各种现实情况。中国、日本、西欧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懂得中国同美国和解的含义。它们都知道，它们的安全和美国的安全是分不开的，而且今后将长期如此。
如果我们示弱，那么这些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巨大有利条件就会化为泡影。如果我们不保持警惕性和主动性，那么我们同西欧、日本、南朝鲜、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伊朗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同盟的基础就将瓦解。这样，世界力量对比就会转为对我们不利，从而对我国人民造成灾难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