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由世界》刊载高桥正的文章：《驻莫斯科记者笔记------城市与农村》（完）

可是，这笔庞大的投资可能就象往沙漠里泼水一样，终归浪费。目前，农村人口的外流仍未停止。不要忘记，赫鲁晓夫以后农业生产的逐渐增加，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单纯靠扩大耕地面积，开垦荒地，而不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结果。而且，就是这些处女地，为了确保土质和劳动力，也消耗了巨额的资金。有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看法认为，不能不说这种恶性循环是农村对多年来一直受剥削的现象进行的报复。
农村人口不断外流，今年实行的身份证制度又进一步加速这种倾向。新开发的地区需要劳动力，为了吸引劳动力而给予高工资，这对希望脱离农村的农民来说是理想的。在这些新开发的土地上，人口的定居率极差，人们赚到了钱总是设法钻进生活条件更好的大城市去。据最近的《文学报》登载的苏联人口统计学家的估计，到本世纪末，莫斯科的人口将达到九百万至一千万，百万人口的城市将由现在的十四座增加到三十座以上。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的自然增长率很低这样的事实，那末，这种增长就几乎都是社会增长，即农村人口流入的增长。现在，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发生的事，名副其实是人口移动。农村以及新开垦地区的人口流动，造成了影响生产力和生产率的大问题。另一方面，流入城市的人口又造成了过密化之类的严重的城市问题，例如出现就业、住宅、学校、交通工具、道路、用水、暖气、煤气、用电、清洁卫生、医院、商业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
现在，在莫斯科人之间，甚至出现了这种行业：为了让外地人能在莫斯科落户，名义上与之结婚，当对方因此而得到在莫斯科的居住权时，马上离婚，并索取对方的酬谢。并且，出租住房的行业也半公开地经营起来。
综上所述，伴随着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移动，农村人口过稀、城市人口过密和由此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疏远，不仅在西方社会，而且在东方社会也是一个共同的问题。我曾听到一位华沙的作家说，在波兰，这种新的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关系已成为现代文学描绘的主流之一。但是，据说在苏联文学中是禁止涉及这个问题的。从不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来说，也不能不令人深深感到在重蹈西方工业社会覆辙的苏联社会的落后程度。
同苏联相比较，中国对最近开始的建设“大寨式”农业的前途抱有很大期望。文化革命以来，中国针对西欧和苏联的经验，进行了反省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找到了“大寨方式”，即不是靠牺牲农业实现工业化，而是依靠自力更生使农村本身得到发展，使国家富强起来的道路。再加上旨在转变城市和农村关系的下放运动，似乎可以说，这作为对抗所谓现代化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疏远的措施，确实具有革新的意义。
当然，必须承认，尽管战后的苏联政权在农业上多次歉收，并没有再出现象过去那样的饥饿。然而，它不仅不能恢复以前被称为欧洲粮仓的粮食输出国的地位，而且也不能满足日益增大的国民的需要。它厚颜无耻地抢购资本主义国家的粮食，因而抬高了国际市场上粮食和饲料的价格，使缺少外汇不能买到足够粮食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挨饿。即使想想这些问题，也不能不使人觉得这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况且，克里姆林宫以援助或出口武器代替了出口粮食，作为交换条件反而从发展中国家取得农产品。从这种手法看，不禁使人感到，与过去的大英帝国的做法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苏联通过“援助”包括武器在内的工矿业制品，把古巴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使普通苏联国民得以充足地吃到糖。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共产党世界的国际化城市和农村的关系，苏联是城市，古巴是农村。似乎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作为农村的古巴必须为作为城市的苏联向遥远的安哥拉派遣壮丁。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