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刊译文：《美国的社会病》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七月号刊登一篇译文，题为《美国的社会病》，作者是美国的安德逊·惠敦，摘转如下：
社会学家引证一些统计数字，这些数字很凄惨地说明了自杀、谋杀、酗酒与疾病是随着社会失业率的增加而上升的。在美国这个工业化的社会里，一份稳定的工作是人们生理与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
这就是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教授布朗尼博士所得到的结论。他是参、众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的顾问。他发觉“全国性的失业率增加，个人收入的减少，物价的节节上升，依次造成了全国健康与幸福最大的影响”。
他的研究包括了美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他宣称，历史上的证据显示，经济的不景气导致“神经错乱、自杀、凶杀、心脏与其他循环系统的疾病、酗酒、婴儿与产妇各种疾病”。
可是不幸的是，在我国的讨论中，对失业所招致的损失，一向只是传统地用经济的术语来表达，例如用什么“生产损失”、“呆滞工厂设备的数量”或者是“工资损失率”等。
鲜有几位经济学家愿意计算一下这对社会所造成的后果。“即使从纯经济的观点来看”，布朗尼博士建议“如果能够设法减轻这种经济压力对社会的较大冲击，由此所节省下来的开支，从长远看来，可能比花在生理与心理上的医疗制度与罪犯管理等，要省钱得多”。他分析了以下各种的死亡率：自杀、凶杀、心脏病、血管破裂、肾脏病与肝脏硬化症等。他也曾试估计经济压力所导致的心理影响。以下是他的一些尚未公布的发现：
——自杀率随着经济的下降而上升。男性的自杀率，在经济骤然下降后，上升得更快。
——凶杀率因失业者求生存被迫犯罪而上升。凶杀率在经济开始不景气的两三年之后达到顶点。
——心脏、血管与肾脏等病症，这种在现代工业化的社会里占了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死亡率的疾病，在经济不景气时也有增加的现象。这种增加的现象，在经济不景气的三年到五年之后才开始显著。
——由于过度酗酒而渐渐形成的肝脏硬化症也是在经济衰退的两年到三年之后开始增加。他注意到，当经济衰退时，烈酒的消耗量反而增加。他认为，这种现象“可能表示，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的人，经常用酒来当作抑郁的调剂品，想用它减轻经济上的压力”。
——从一九四一年到六七年以来，经济的波动是纽约州的精神病院病人增加的唯一重要因素。为了确定这现象不是纽约州所特有的，布朗尼博士复查了一九二九年到六八年的全国趋势，发现与纽约州的情况如出一辙。
有时，失业的悲剧也会被录入统计数字中。例如一个华盛顿的失业丈夫，在抢劫了计程车之后，绝望而又羞愤地举枪自杀了。他本来打算用这抢来的钱，给自己的孩子买一些圣诞礼物的。
但是，更常有的是，统计数字没法说明真正的故事。例如，没有一个政府的图表，可以描绘出一位阿特兰大的妇女对两院经济联合委员会主席透露的故事。
她被通用汽车公司解雇了。现在，她只能靠每周七十美元的失业救济金来抚养她的七个孩子。她失去了汽车，失去了房子。（译按：一般美国人均系由银行贷款购置汽车与房子，但无力偿付债款时，便被银行无条件没收）而一般八口之家最节省每周也需要七十元房租、五十元的食物才勉强可过得去，她只有搬到姐姐家里去住。
美国贫困的情况，现在显露出来了，它可能远较美国政府所公布的统计数字要糟得多。美国天主教反贫穷小组的资料记载着，有四千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这比美国联邦政府所公布的数字高出百分之六十五。